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路径分析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也面临着多重复杂环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力量、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以及扭转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应积极参与现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改革、积极谋求参与现有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推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设进程、积极扩大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利用机制化的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

进口贸易、MFDI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构建市场导向型FDI(MFDI)、经济增长质量指标,考察贸易自由化趋势下进口贸易与M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度。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可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尤其是自由贸易区(FTA)建立后进口贸易形成对MFDI的替代,增强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度;一体化程度较高的FTA因涉及较多投资自由化内容,使得加入此类FTA的国家M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有所改善;以消耗本国资源的出口贸易及招商引资促增长的方式难以持续。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制度型开放的逻辑阐释与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和根本途径,制度型开放源于但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一切与跨境经贸合作相关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国际协调都属于制度型开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度型开放先后经历了基础准备、局部开展和全面铺开三个阶段,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同步,二者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在国际、国内多重复杂环境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开展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迫在眉睫,但其在开放范围、开放领域和开放层次上仍存在一系列堵点。据此,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各阶段的目标为指引,从制度型开放现有举措、参与高标准经贸协定与谈判、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三个层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通证经济发展探索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通证经济已成为各类媒体及业界的高频热词,通证经济正在迅速改变着社会关系与经济生活方式。而学术界对通证经济的概念内涵、理论支撑、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仍较为欠缺。研究通过梳理通证经济的演进与发展,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依据,构建了通证经济生态圈模型,并从制度设计、交换经济内核、交换媒介通证化、区块链叠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通证经济,以期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通证经济的发展做出有效探索。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自英国的证据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领域,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客观认识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维护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英国是现代金融的发源地,其发展特点值得我们研究学习。2016年的“脱欧”公投给英国金融市场带来重大影响,以此为时间节点,可分段查找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之间互动影响的前后不同。公投前,英国股市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负因果关系,股市稳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促进了股市的稳定发展;股市资本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同时股票实际价值交易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公投后,经济增长与股市规模双向显著正相关,经济增长单向促进股市波动。

制度型开放如何促进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证据

本文从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主导方针入手,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创新性地建立“国家-规则”“政府-规制”“行业-标准”“企业-管理”的一一对应关系,归纳出“规则一致性”“规制一致性”“标准一致性”“管理一致性”四个一级维度,进而构建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标,并借助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究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型开放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方面,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因时期不同、区域开放程度不同、维度不同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质量效应是制度型开放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中间渠道。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适度的政府干预可将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积极作用放大近两倍。

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集聚效应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决定方程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联立方程组,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集聚效应如何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集聚效应能够改善地区的劳动错配与资本错配,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会显著提升工业产能过剩较低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生产率高地区的劳动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工业产能过剩较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门槛,对劳动以及资本的影响在跨过门槛后变得显著。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前提、现实思考和战略价值

在国内国际复杂环境的多重夹击下,中国于2020年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破解开放困境,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问题导向,通过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开放战略措施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历程,研究经济开放史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分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现实发展。研究发现过去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是“内外循环”主从关系循环论证的体现,从而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奠定历史基础;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超大市场规模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是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底气来源,并且大口径的外循环与内循环相适配以共创最优经济效应,最终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价值。

出口、市场化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采用我国32个工业细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并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出口与市场化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出口对我国行业劳动配置效率和总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产生了较显著的净正效应,但是影响非常小,对资本和其他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对行业劳动和总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显著正面影响作用要远远大于出口;出口自身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并未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而通过提升行业市场化水平可以实现出口对劳动和总体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出口和市场化对于不同国有化程度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对国有化程度较低行业其他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扭曲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在构建扭曲对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框架下,本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测算我国企业扭曲指标,统计数据显示:总体上,我国企业扭曲水平呈现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时,本文采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探讨扭曲对企业出口决策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扭曲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我国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从驱动因素来看,企业市场规模缩减和要素投入规模缩减是扭曲抑制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扭曲的提高会促进国有企业参与出口市场,而对外资企业出口决策的负面效应最大。入世后扭曲对企业出口决策的阻碍作用大于入世前,且扭曲对沿海地区企业出口决策的负面影响更大。

进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从进口倾向、进口强度及进口持续时间三个维度系统研究了企业进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及具体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一般来说,企业进口活动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存风险,且随着进口强度的增大和进口持续时间的增长,企业生存风险逐渐降低。由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直接效应下,企业进口产品数量的扩大、产品种类的增加及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生存风险,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间接效应下,进口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引致出口或扩大出口范围进而延续企业生存。最后,本文发现受企业异质性及产品异质性的影响,进口对企业生存也存在异质性影响。

进口自由化、僵尸企业与企业生产率

进口自由化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重要前提。本文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僵尸企业与企业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僵尸企业的存在会显著抑制生产率的提升,而进口自由化能够正向调节僵尸企业对企业生产率的负向溢出,通过进口自由化还会加大正常企业与僵尸企业生产率的差距。进一步将进口自由化的调节作用按进口产品种类加以区分,在微观层面,中间品进口自由化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成本效应、最终品进口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分别从僵尸企业复活和退出两方面去僵尸化,进而提高微观企业生产率水平;在宏观层面,进口自由化使扭曲的企业进入退出机制得以矫正,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从而迫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达到提升行业总体生产率的目的。因此,加快推动进口自由化进程,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对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深刻意义。

资本配置扭曲与民营企业出口生存

面对出口贸易限制增多的压力,提升我国民营企业出口生存概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考察资本配置扭曲对我国民营企业出口生存时间和生存概率的影响效应、渠道和后果。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率和退出率高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出口4年以后生存率大幅下降;资本配置扭曲程度越高则民营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越大、生存时间越短;从驱动因素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资本密集度下降是资本配置扭曲降低民营企业出口生存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提高对沿海城市、资本密集型以及2002年以后民营企业出口危险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要素错配、企业存续与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错配是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的重要特征,企业在要素错配下的行为选择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可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要素错配纳入企业存续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框架,发现企业存续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通过反事实模拟得出要素错配平均意义上延长了企业达到其TFP峰值时间约0.75年的结论;进而考察了要素错配对企业存续的影响,发现要素错配总体而言延长了企业的存续时间,且相比高效率企业,要素错配更倾向于延长低效率企业的存续时间,这是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回归验证了这一假设。本文的结论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以及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探究中国实施的外资自由化政策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微观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2002年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所引发的外资自由化这一准自然实验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首先,外资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这一结论在进行有效性检验、替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改变内资企业识别标准的情况下依然成立。其次,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来自其他国家的外资比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外资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外资自由化对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及大规模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而对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小规模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外资自由化能够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高企业资本深化程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及提高企业利润率这四条渠道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中国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

以2000-2007年进行OFDI的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制度依赖性对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OFDI企业整体具有显著制度依赖性,这种制度依赖性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和OFDI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绩效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则具有反向影响;在发达国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均受当地制度环境的正向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对资源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为正,对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使用2002—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关系。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克服内生性后,结果仍旧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溢出、资源重置是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渠道,而进口竞争起到了遮掩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在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更强;在农产品关税调整时期(2002—2010年),进口竞争起到了较强的遮掩作用,在农产品关税较为稳定的时期(2011—2019年),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更强,进口竞争的遮掩作用并不显著。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的双重视角

在分析中国发展特征事实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币升值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抑制企业技术进步和影响企业要素配置两条途径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同时,经验研究表明本币升值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类型、资本密集度及汇率制度变动而具有异质性,其中,本币升值将促进加工贸易企业、混合贸易企业、外资企业以及高资本密集度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且在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生产率的冲击有所下降。

政府干预与国民储蓄率

基于1995—2014年全球8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政府干预对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显著提升了一国储蓄率,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储蓄率越高,在考虑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一国储蓄率的影响强度随着储蓄率分位数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特征。动态面板回归进一步发现,一国政府干预与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中,政府干预对储蓄率的影响强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特征。

进口能延续企业生存吗?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从进口强度、进口产品种类及进口产品质量三个维度系统研究了企业进口对其生存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企业进口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概率,进口强度与企业生存概率存在倒"U"型关系,过度依赖进口会给企业生存带来负面效应;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提高能显著提升企业生存概率,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对内资企业来讲,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是提升企业生存概率的主要途径,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而进口强度的影响效应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