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检察院建立全周期案件管理机制的构想

破解基层检察院案件管理监管难题,关键在于立足业务中枢的职能定位,增强内控管理力量,建立全周期案件管理机制,实现案件办理全场景、全流程、全要素管理的闭环链条,聚力推动检察工作提质增效。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绩效量化考核之构建

最高人民检察院1995年8月相继出台文件对检察官考核标准作出了规定,这为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绩效量化考核指明了具体办法与方向,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考核重点设置不突出、考核内容设置不全面、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因此,绩效量化考核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要在认识绩效量化考核价值的同时,建立分层次的考核办法、全方位的考核机制、可操作的考核内容,以达到强化自侦队伍的管理效能。

部分试点检察院主任检察官的职权配置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1]总体上，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所确定的45项由检察长、副检察长行使的职权，根据权力的性质、特点、影响等，由检察长向不同办案部门的主任检察官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授权。整体上讲，对公诉、诉讼监督、自侦部门的主任检察官授权程度依次递减，行使审查批捕、公诉等职权的主任检察官可以更为独立。对于非终局性的权力如起诉权，由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而不起诉等终局性权力，则不完全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重大程序性问题，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他案件或事项可由主任检察官决定，对于应由检察长决定的事项，主任检察官有权提出建议。

刑法解释与犯罪构成关系研究

刑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学的范畴,但有着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律解释的特征。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帝王原则,是刑法解释必须坚守的原则,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使得罪刑法定得以实现,刑法解释主要是对刑法分则也就是犯罪构成的解释,犯罪构成是刑法解释的基础。构成要件是由构成要件要素所构成的,对犯罪构成的解释事实上就是解释不同的构成要件要素,而不同分类的构成要件要素有着不同的解释方法。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是一种类型而非概念,因此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是一种归类思维,是解释者目光往返于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过程。

找准着力点提升社区矫正巡回检察工作质效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巡回检察监督,有利于社区矫正机构正确行使职权,提高教育矫正质量,进而提升监督质效。当前,社区矫正巡回检察工作存在以书面、事后审查为主,检察监督方式单一、时效性不强,检察人员配备不足,部分检察人员对社区矫正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等法律、司法解释掌握还不够全面等问题,不利于社区矫正巡回检察监督工作的积极稳妥推进,应从以下三方面推动社区矫正巡回检察工作开展。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运行与深化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践运行对于提升办案质效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该机制在运行中仍存在检警认识不统一,办案数据信息共享程度不深、大数据协同机制尚未建立,监督范围狭窄、刚性不足,公检业务考核评价体系有待统筹平衡等问题,对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德国犯罪预备处罚规则对我国的启示

犯罪预备是犯罪的第一种形态,是行为入罪或出罪的关键节点。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采取了普遍处罚原则,易导致犯罪圈的扩大与延伸,不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德国刑法典》在总则中明确对危险性较大的共犯和重罪约定的犯罪预备予以处罚,又在分则中将预备行为独立成罪进行列举,体现了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根本遵循。我国可以以此为借鉴,明确犯罪预备的处罚原则和情形,保持刑法自身规定的逻辑自洽和刑法的谦抑性。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云监督”模式新探

各地检察机关在探讨案件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有检察院尝试运用最前沿的信息化技术和理念，开展“云监督”，充分发挥案件管理中心和办案部门双重案件监管力量的作用，保证了案件质量。云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集中管理和监控的过程中，吸收信息技术中的云计算概念和模式，一方面充分发挥案件管理中心的案件监管职能，

检察机关应积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第一，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角度出发，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适用刑事和解。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2006年12月28日）规定：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

依托机制完善 推动基层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基层检察机关直接面对具体事务，工作头绪繁杂，且基层检察事业科学发展所面对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多。为有效推动基层检察事业健康科学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为目标，以健全机制为抓手，逐步建立完善执法办案、队伍建设和检务管理长效机制，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管业务，推进基层检察工作跨越式发展。

基层检察工作要把握规律统筹兼顾

基层检察院的根本任务是具体贯彻执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但在实践中，法律规定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虽具普遍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但却无法给解决每个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基层检察院在贯彻执行上级精神时不能教条主义，而是要根据实际，注重实效，抓住主要矛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惩防并重从源头治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履职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在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肩负重要使命。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本文以S省L市L区检察院近五年办案数据为基础,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可行性治理建议。一、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点(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是犯罪类型集中、犯罪情节恶劣。2018年至2022年,L区检察院办理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件占比较大。二是被害人呈低龄化趋势。被害人年龄最大的为17岁,最小的仅3岁。三是犯罪行为隐蔽、不易发现。

美国成熟性原则对我国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启示

成熟性原则确立于美国威廉姆森案,用于束缚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要求行政诉讼必须在行政行为发展成熟后才能提起,体现出“事后救济”的特点。国内行政诉讼制度受该原则影响,同样重“事后救济”、轻“事先预防”,直接影响公益保护领域案件效果。目前国内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阶段,适当放宽成熟性原则的适用条件,将“治已病”转变为“治未病”,对公益保护领域案件在管辖领域、诉讼时机、调查取证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规范检委会会议程序的具体举措

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是检察院的办案组织和重大业务工作决策机构,在推动检察权运行和检察工作开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检委会规范化建设,是提升基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需要,也是规范办案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组织保证。

从个案抗诉到普遍纠错:刑事审判类案监督模式探析

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第四次公诉工作会议上要求，要坚持把监督纠正个案中的问题与监督纠正普遍性问题、强化监督制约与加强协作配合有机结合起来。这一讲话要求为公诉部门完善监督工作机制，改进监督方式和方法，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努力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指明了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部门的挑战及其应对——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为视角

“两个证据规定”及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必将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检察环节适用的具体情形如何？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检察、审判环节适用的程序是否相同？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实际状况，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问题。考虑到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目前很难获取准确的数据。因此我们随机抽取两个案例，以便分析那些发生在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难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完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理论缺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涵义。 1．国务院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进行了行业性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提高业务数据分析研判质效的着力点

业务数据分析研判是指依托海量的检察大数据,围绕检察工作需要,采用统计分析以及数据分析的科学方法对办案数据进行提取、筛选、建构和分析,从而发现值得关注的倾向性、普遍性问题,分析原因,为检察决策和业务开展提供参考的一项综合性业务工作。实践中,检察业务数据分析研判存在数据分析深度不够、数据质量有待提升、分析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对此,可以从以下四方面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