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我国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是调解和仲裁,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事纠纷的解决都倾向于非诉讼解决机制。非诉讼解决机制拥有诉讼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但非诉讼解决机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这需要在立法、思想方面给予其保障,通过人员培训、法律完善、加强监督来不断改善非诉讼解决机制,加强其与诉讼之间的结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

发达国家很早就在立法中提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具体要求。我国在加快发展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也必须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经济法保护是我国金融市场中一个应该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消费者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界定;探讨了金融消费者的经济法主体范畴;最后提出健全我国金融消费者经济法保护的具体权利内容。

试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造成的,为制止冤案频发,提高审判质量,"两院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完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理念从单纯的"反对刑讯逼供",到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转变,但是该规定在执行时还将面临一定的困惑。

打通司法公开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论司法机关会议纪要的公开

司法公开改革推行多年,当下公众对于司法监督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司法公开信息的重心应当尽快从“审判公开”迁移到“审务公开”上来。就审务公开而言,司法机关会议纪要作为一种规范性文件,对于司法权力的运行具有较强影响力,但目前其存在查询不便、公开有限、发布任意、标识混乱等问题,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维护和司法权力的规范运行。就其治理,应当及时建立统一的公开和查询平台,规范其发布程序,对其定期进行清理和汇编,以保证司法公开改革的彻底性和规范性。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跨国企业等主体不当使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愈演愈烈,严重侵害了我国的公共利益,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个人产权与维护公共利益并举的设立初衷。由于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具有专业性强、需要付出的成本高等特殊性与我国法律规定原告资格范围狭窄等局限性,通过构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的方式来保护知识产权公共利益不受侵犯不失为一种必要方式,要规定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则、扩大原告资格、设置特殊的案件受理费标准、规定举证责任倒置。

校园暴力公益诉讼工作机制精细化研究

随着国家在信息网络技术、大众媒体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频繁多发的校园暴力事件不断得到披露。校园暴力不仅涉及到个案中具体受害人的权利保护,同样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发展。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学生作为国家的重点保护群体,其权利受害背后隐藏的是公共利益在特殊领域的受损。为有效维护公共利益,解决校园暴力所带来的严重危害,需要在准确认识这一社会现象的基础之上,明确其成因,从法律制度完善、丰富诉讼主体、胜诉奖励制度等方面加强公益诉讼的作用,推动公益诉讼在该领域的精细化发展。

化解社会矛盾的检察途径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今年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3月2日上午出席国家检察官学院2010年春季开学典礼时又一次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加强检察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为此,《中国检察官》杂志社紧紧抓住基层院检察长轮训的时机,立足基层,深挖基层检察院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已有的经验和不足、未来的改进及创新,分别以"化解社会矛盾的检察途径"、"社会管理创新与检察工作"、"公正廉洁执法的检察践行"为题,邀请基层检察院检察长轮训班部分学员和国家检察官学院部分老师举行3次小型研讨,将陆续在《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版)刊登,供他院参阅和交流。

存疑案件追诉时效之司法适用

追诉时效已超越犯罪范畴而进入刑罚视野,其适用应以犯罪为前提。犯罪是实体法上的概念,即符合犯罪成立条件,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存疑案件不符合这一前提,因而不能适用追诉时效。案件事实存疑时,追诉期限有多种可能性,存疑案件仅系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性,势必建立在假设之上而带来滥权风险。超过追诉期限对终止刑事诉讼程序不具有绝对意义,存疑案件适用追诉时效亦非更有利于行为人。

漫谈检察官专业化和刑事法律思维

在当前司法改革继续推进的大背景下,实现检察官专业化、精英化,检察官应当本着实践社会公正的理念,秉持专业化品格,以自己负笈所学,做好断人是非、判断有罪与无罪的良心工作,彰显社会公道。一、探究审酌,洞察甚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检察官不仅要有系统、完备的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有相当的阅历,反复锤炼自己对于个案事实的洞察力,从而进行行为事实的探究与认定。

犯罪论视角下事故责任形态之判断与定位——以交通肇事逃逸案为切入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事故责任形态不能直接在刑法上适用。考察行政法上事故责任形态认定依据,对于其中交通违法行为要审查其是否构成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判断是否为实行行为,逃逸等非实行行为被排除在外;对于其中的主观过错因素也应被排除在外。在刑法中,事故责任形态是独立的犯罪成立条件,但其本身又依赖于作为依据的判断材料,因此要在排除非实行行为、主观过错后,以实行行为作为认定依据,并根据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大小,判断结果回避义务违反程度,以此构建犯罪论上的事故责任形态。事故责任形态意在当存在两个或多个过失时限制处罚范围,而该意旨是在违法性层面通过违法阻却事由来实现的。

讯问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不同语言策略

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的犯罪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着高学历、高智商、高职级发展,其反侦查能力以及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不断增强,加上“传讯犯罪嫌疑人不得超过12小时”的硬性规定,使得职务犯罪案件的突破难度越来越大。这就要求讯问人员不断探索侦查谋略的最佳途径和有效方法，进而在创新运用中充分体现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谋略技巧和侦查水平。本文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就如何巧妙地运用讯问策略突破职务犯罪案件作一粗浅探讨，希望能抛砖引玉。

骗领政府补助中关联行政行为之定性

近来,我国各级政府为鼓励和扶持特定行业的发展,会制定一些产业政策对有关经济实体予以财政补助,项目繁多,形式多样,但随之侵财犯罪也多有发生,如果政府补助发给了不该发的企业,将导致产业政策的走形甚至失败,造成国家财政浪费。本文借一个典型案例从刑事犯罪角度简要进行分析,将多重行政行为纳入刑事判断的架构,希冀厘清政府补助申报、发放过程中当事各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界限。

设立中公司应属于“其他单位”

从公司的筹备设立到公司的注册登记必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发起人以成立公司为目的而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并形成公司前组织形态。学理上通常将这种状态称为'设立中公司'。①关于设立中公司是否属于职务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罪状中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司法实践中大多倾向于视为公司,但在学理和逻辑上仍有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