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古代石刻资源及其保护利用

山东的古代石刻资源十分丰富,且形式多样、艺术精湛,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本文所论及的"古代石刻"包括碑刻、画像石、墓志、摩崖石刻、石窟寺、佛教造像、石塔、石经幢、神道石刻等石刻文物,这些石刻不仅是山东地区传统文化的亮丽名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状况。近年来,山东省重视对古代石刻的研究与保护利用,提升了山东古代石刻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

振兴石刻艺术 讲好中国故事

山东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悠久的历史，成千上万的文化遗产，如同一颗颗绚丽的“蓝宝石”，闪耀在齐鲁大地上。其中山东古代石刻艺术就是齐鲁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

山东枣庄卓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调查简报

卓山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境内,距市中区政府约4.5公里。(图1)2020年10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联合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市中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卓山佛教摩崖刻经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收集了相关信息。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刻经内容进行了释读,并对其作者、年代做出初步判断,认为其为僧安道壹于北齐河清年间所作。现将本次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马骨遗骸古DNA研究

本文对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出土的10个古代马进行了古DNA分析,成功获得了7个古线粒体DNA数据。古DNA序列分析显示部分古代马的线粒体DNA世系起源于欧亚大陆西部。通过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中国古代马的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秦公一号大墓部分古代马的基因型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并且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在宁夏、内蒙古地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表明西北地区是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另一方面表明秦人与北方游牧人群存在广泛的交流活动。共享序列搜索显示秦公一号大墓古代马FX4和FX5基因型与汗血马有关,通过进一步对比中国古代马与土库曼阿哈尔捷金马的遗传关系,发现汗血马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通过贸易引进到西北地区,远远早于汉代。

陕西泉护村古代黄牛的分子考古研究

我们对陕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8个黄牛遗骸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成功地获得了5个古代黄牛序列。泉护村黄牛由T3和T4世系组成,其中T3世系占统治地位(80%)。中介网络分析,泉护村黄牛与5个北方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古代黄牛密切相关,极有可能来自上述地区。此外,主成分分析表明泉护村黄牛与现代中国北方组黄牛的遗传关系最近,遗传结构呈现连续性。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早期生业经济研究——来自石器表层残留物淀粉粒的证据

对查海遗址出土的4件石磨盘和石磨棒表层残留物进行的淀粉粒提取和分析表明当时人类的植物性食物较丰富,包括禾本科(Poaceae)植物种子和块根块茎类等,还有一些尚未能确定种属的植物,在各类植物中以禾本科植物最多。结合动物考古及炭化植物分析结果,推测狩猎采集经济在查海先民的生业经济中应占主要地位。同时,数量较多的狗尾草属植物淀粉粒的发现暗示查海遗址可能已经出现对这类植物的集中利用甚至是初期栽培活动。石器表层各类淀粉粒的数量比说明禾本科植物是查海遗址石磨盘和磨棒最主要的加工对象。

古代中国大豆属(Glycine)植物的利用与驯化

关于大豆的起源,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根据对近年来黄河中下游考古遗址出土的大豆属植物遗存的详细分析,结合前人已发表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对中国古代大豆属植物利用和驯化过程的基本认识:裴李岗和仰韶时代,黄河中游居民已经利用野生的大豆属植物,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居民普遍利用大豆属植物。龙山时代,大豆属植物种子有变大的趋势,商周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大豆属植物种子已经可以明显被分为大小两群,大者不仅大于更早阶段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大豆属遗存,而且也明显大于现代野大豆,可能表明出现了具有驯化性状的大豆属植物,即大豆出现了,汉代深耕技术的发展可能促使大豆的驯化性状进一步加强。

广富林遗址(2008年)浸水植物遗存分析

广富林遗址2008年度浸水保存的这批样品,从中发现了种类较丰富的植物遗骸,包括有葫芦、桃核、芡实、甜瓜、水稻、葎草、楝树果实等,通过量化统计和植物利用方式分析,我们认为遗址至少在广富林文化时期形成了包括粮食种植和瓜果蔬菜栽培的园圃农业经济体系,并在周代进一步地发展。

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

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对死亡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以解除文、道符、升仙图像等方式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丧葬礼俗的内容,给人们一种新的心理安慰方式,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东汉时期道教与丧葬礼俗关系的研究不容忽视。

“祠主受祭图”再检讨

“祠主受祭图”因其在汉代墓上祠堂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受到学人的高度关注,数十年来,关于它的图像意义的争论迄未间断。本文认为,只有从以下三点出发,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认识该图的意义:一是墓上祠堂的功能;二是以墓主为中心的图像布局;三是从尸到遗像的祭祀对象象征物的转移。

五十年来的汉画像石研究

从图像内容与榜题的考释、史料价值的发掘、艺术功能的阐释、考古类型学的引入等四个方面,总结50年来汉画像石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明代墓室建筑装饰探析

有装饰的明代墓葬已发现有几十座,从浙苏鲁的东部沿海,到甘青地区这样广阔的地域内都有分布;明代墓室建筑装饰在形式上继承了宋元时期的传统,题材内容上既有继承,也有变化;墓室建筑装饰中与佛教道教相关的内容表明,佛教道教自东汉以来一直在参与当时的丧葬活动;明代的墓室建筑装饰显示当时民间画家和石刻工匠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汉代墓室建筑装饰与随葬品的关系

汉代墓室建筑装饰 ,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汉代人在使用这些题材内容时 ,是有选择的 ,与墓葬随葬品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本文分析了汉代人墓室建筑装饰题材内容的倾向性选择 ,认为墓室建筑装饰丰富了墓室的内容 。

山东汉代石刻中的外来因素分析

石刻在全球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地的石刻除了有自身传统外,相互之间的传播与交流也较为频繁。山东汉代石刻是中国古代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方面凸显着自身的传统,一方面呈现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画像石上和圆雕的胡人形象、石狮子、建筑上的石构件、与佛教相关的画像、外来乐舞等,它们是汉代山东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重要物证。

重生之路——读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史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墓室壁画受到美术史和美术考古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其表现为,不仅有若干断代研究的博士论文相继出版,通史式的著作就笔者所见至少也有两部:一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和广州美术学院李清泉两位教授合著《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二是科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东南大学汪小洋教授著《中国墓室壁画史论》。前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墓室壁画,最终向我们展现出中国古人终极关怀中的永生之维,昭示出中国古人对幽冥世界和生命本身的求索精神。”[1]后者对此观点未置可否,而是提出了“重生信仰”的观点。

博兴县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

博兴县位于山东省滨州市东南部,境内历年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主要分布于南部几个镇区,这些汉代画像石多藏在博兴县博物馆。由于这些画像石都是征集品,其原在墓中的位置不明,亦未征集到共存的其他遗物,故而其年代并不明确。现选取其中画面较完整的25块汉代画像石介绍如下。1.湖滨镇出土画像石湖滨镇共出土画像石15块,分别出土于相公村和前门村。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考古的新进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山东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考古陆续有新的发现,其中临沂洗砚池晋墓的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济南城市考古又有新进展。学者们对过去发表的考古资料和新发现的资料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突出表现为佛教造像研究方兴未艾。

小邾国贵族丧葬礼俗初探——以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为例

根据小邾国贵族墓地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器物,参考其他地区同时代贵族墓葬的考古资料,对东江墓地的丧葬礼俗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2号墓主虽为小邾国君,用士礼的可能性极大。

曲阳修德寺邸娥造思惟菩萨像的启示

妇女占社会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对妇女佛教信仰的研究是古代社会佛教信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一些北齐时期佛教造像、刻经题记是研究妇女信佛的重要物证,表明当时很多妇女参加了造像、刻经的礼佛活动,她们参与佛事活动的形式与男性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很多是与男性共同参与的。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论汉代人对不同毛色兔的情感

汉代人将常见色兔与白色兔视作不同的类区分对待,并以"兔"和"白兔"将其加以区分。今天习以为见的白兔,在汉代是很罕见的,文献和画像常有兔与白兔的记载和形象表现,但汉代人对兔和白兔持有的认识、态度和情感截然不同。通过对文献、实物及图像的分析,本文认为:兔和白兔二元区分对待,反映出汉代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想,是早期人们在与动物的互动中对其独特习性的观察及特定解释的结果,蕴含了推知和论辩传统,体现古代中国特有推类逻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