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族群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阈

有限的幅员面积、多元的族群认同和复杂的地缘环境对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族群和谐的图景与出色的治理能力却为其赢得了巨大影响力。新加坡族群治理的成功经验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分层治理结构对于这个多元族群社会是积极而有效的治理模式。国家依然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族群与宗教社团则成为新加坡社会和谐与国民融合的重要纽带和节点,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让公众有了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政治稳定理论视域下的“农二代”:问题挑战、成因探究与治理路径

当下"农二代"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事实上也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来看,"农二代"之所以对政治稳定带来挑战,是因为:从政治参与水平来看,"农二代"的政治参与意识强烈,但政治参与的途径却狭窄而且有限;从制度化建设来看,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建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已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制约因素。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对于"农二代"的政治参与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保证,要建立好企业与农民工的协商机制,同时还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人大主导立法”原则下的立法体制机制重塑

"人大主导立法"是指在立法中应由人大把握立法方向,决定并引导立法的内容、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人大主导立法"既是党的重要主张,也已成为一项立法原则,是我国基本立法制度的强力回归。而要贯彻落实"人大主导立法"原则,则需要对我国的立法体制机制的相关方面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重塑,包括人大主导立法与党领导立法的关系定位、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常委会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大与政府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以及人大主导立法与公众参与立法关系机制重塑。

《立法法》修改:点赞与检讨——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部门化”倾向

《立法法》修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始推进的新时期。这次修改围绕科学立法、保障改革这条主线,从扩权(利)与限权(力)两翼展开,体现了问题导向、人民主体、尊重规律、引领改革和同步配套等新思维新理念。或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这次修法在顶层设计、整体建构、具体制度措施以及文本结构、语言表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值得认真总结和检讨。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次修法中或存在"部门化"倾向,也值得关注。

法律入侵的生态学分析

基于法律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发达国家法律时常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影响落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不适合本国实际发展需要,外来法律往往演变为入侵法律并造成系列社会危害,后发展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需对法律入侵保持清醒认知和必要防控。通过界定法律入侵的概念,分析法律入侵的特征、类型、形成和作用机制及其社会危害性,指出占据法律生态系统演替高级阶段的西方法律基于法治先发优势入侵并干扰他国法治建设,阻碍了世界法治民主化、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破坏了世界法治化秩序。中国作为西方法律入侵的重要目标国,在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应吸收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也需谨慎防范外来法律入侵,积极应对西方法治霸权与法治迷信,充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

族群与国家的互动:认同视角下的新加坡族群多层治理路径

新加坡各族群的族群认同随着殖民统治的持续逐渐培养起来,在二战时期得到激励和强化,随之在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得以爆发。这种多元的次国家认同必将会与新生的国家认同产生矛盾,造成难以避免的结构性认同张力。独立建国以后,几十年的族群治理进程有效缓解了族群与国家之间的认同张力,推动了'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建构。最终在由国家主导,族群与社区积极参与的族群多层治理结构中,上位的国民身份取代原有的族群身份成为首要的认同选项。

削减死刑罪名的四维法秩序

我国削减死刑罪名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进一步削减仍面临严峻挑战。削减死刑罪名的科学视角是法秩序,根据命令来源,法秩序可以分为自然法秩序、宪法秩序、刑法秩序、实践法秩序。自然法秩序是削减死刑罪名的原动力,宪法秩序是削减死刑罪名的基础维度,刑法秩序是削减死刑罪名的直接路径,实践法秩序是削减死刑罪名的生活基础。削减死刑罪名中的主要矛盾只有从法秩序的角度才能被发现,如果人们的视野只停留在规范的层面上,就会忽略导致规范产生变化的深层社会根源。只有综合考虑法秩序的各影响因子,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才能最终实现我国逐步削减死刑罪名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