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踪用盐酸米托蒽醌注射液与核素用于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的疗效对比研究

背景与目的:国内外指南均推荐核素用作前哨淋巴结活检术(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示踪剂,但多种原因导致该技术在国内未得到普及。示踪用盐酸米托蒽醌注射液(mitoxantro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for tracing,MHI)是一种新型乳腺癌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示踪剂,其在乳腺癌SLNB中的效果尚未明确。本研究是一项大样本阳性对照临床试验,旨在评价MHI和核素在SLNB中的示踪差异。方法:试验纳入了2019年12月—2020年7家医院的早期乳腺癌患者。所有入组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均在手术前注射MHI和核素作为SLN示踪剂。分别统计MHI和核素的SLN检出数量和SLN检出率,分析两种示踪剂示踪效果的差异。结果:MHI的SLN检出率为96.9%(370/382),核素的SLN检出率为97.4%(372/382),两者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示踪剂共同检测到362例(94.7%)受试者的SLN;16例(4.1%)发生可能与试验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结论:本研究发现MHI示踪效果不劣于核素。且MHI的使用无需特殊仪器/设备辅助。

乳腺癌组织与转移淋巴结HER-2基因表达及检测方法的比较

目的探讨乳腺癌组织与转移淋巴结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基因表达的情况,对比荧光原位杂交法(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与免疫组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两种检测方法。方法选取187例乳腺癌组织和76例转移淋巴结石蜡包埋标本,采用FISH和IHC方法检测HER-2基因表达,分析HER-2过表达与各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以及两种检测方法的差异,比较原发灶与转移灶HER-2表达的状况。结果 187例乳腺癌组织中,FISH检测显示HER-2阳性43例,阴性144例。IHC评分+++者22例、评分++者40例、评分-/+者125例。IHC评分+++者中,FISH阳性率为90.9%(20/22);评分++者中,FISH阳性率为52.5%(21/40);评分0/+者中,FISH阳性率为1.6%(2/125)。两种方法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临床病理因素分析示HER-2基因扩增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P<0.05)。乳腺癌原发灶与其配对转移淋巴结相比,HER-2表达的不一致性为11.8%(9/76)。结论 FISH较之IHC检测HER-2表达准确性更高,尤适用于对IHC++的患者判断HER-2的表达。乳腺癌原发灶与转移灶之间HER-2的表达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专家共识与争议

2013年4月，上海举行“乳腺癌内分泌治疗高峰论坛”专家讨论环节，与会的400名乳腺癌专业医师就目前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若干热点问题投票表决，文中问题后具体选项所列百分比为现场投票结果。讨论由江泽飞教授主持，徐兵河、邵志敏、沈镇宙、杨名添、王永胜、刘荫华、段学宁、胡夕春教授和来自意大利的Angelo DiLeo教授作为特邀点评嘉宾，共同讨论了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热点问题相关的循证医学证据和表决结果，现整理如下，供各位同道参考。1绝经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

应用奥沙利铂联合替吉奥以及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方案对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与不良反应比较

目的 探讨SOX与GP两种联合化疗方法对的治疗疗效与用药后的不良反应。方法 将2014年1月~2016年9月前来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84例作为本研究的观察对象,随机分为SOX组与GP组,分别给予相应的化疗措施并观察治疗疗效。结果 2组患者的CR、PR、SD、PD例数及总有效率比较,P值分别为0.693、0.637、0649、0.801、0.823;2组患者腹泻、肝功能损伤、血小板减少、恶心呕吐、神经毒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皮疹、肾毒性、食欲下降发生率比较,P值分别为0.374、0.629、0.643、0.374、0.645、0.434、0.450、0.693、0.645、0.815。结论 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标准化疗方案虽仍不能统一,但SOX方案与GP方案均安全有效,可用于临床治疗。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进入21世纪,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影响妇女身心健康的疾病之一,乳腺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年上升幅度接近10%。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假阴性相关因素的分析

目的分析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假阴性率的相关临床病理因素,探讨如何降低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的假阴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5年12月山东省肿瘤医院645例乳腺癌并腋窝淋巴结清扫的临体资料。采用Log-rank行单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645例中真阳性、真阴性及假阴性分别为59.4%、33.3%及9.2%。在所有假阴性病例中92.3%患者腋窝阳性淋巴结出现在Ⅰ和(或)Ⅱ水平。阴性预测值为96.4%,准确率为92.7%。单因素分析显示前哨淋巴结FN与ER表达、PR表达、HER2表达、分子分型及阳性淋巴结数目有关(均P<0.05),而发病年龄、是否绝经、Ki-67表达、SLN检测方法及肿瘤大小在FN组及TP组无明显差异(均P>0.05)。其中ER表达(OR=0.303,P<0.05)、HER2表达(OR=9.594,P<0.05)以及阳性腋窝淋巴结数目(OR=0.409,P<0.05)是假阴性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对于ER阴性、PR阴性及HER2阳性的高危乳腺癌,术中清扫Ⅰ和(或)Ⅱ水平淋巴结可能更安全。

浸润性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p53与EGFR的表达及相关性分析

目的分析浸润性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中p53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表达情况及其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山东省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13年8月264例可手术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分析分子亚型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及不同分子亚型中p53与EGFR表达的相关性。结果乳腺癌分子亚型与发病年龄、初潮年龄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分子亚型与是否绝经、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病理分期、细胞角蛋白5/6(CK5/6)、p53及EGFR表达状况具有统计学差异(均P<0.05)。Luminal型乳腺癌患者T1期所占比例多于non-Luminal型乳腺癌患者(P<0.05)。p53与EGFR总体表达呈正相关(r=0.226,P<0.05),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各分子亚型中只有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p53与EGFR表达呈正相关(r=0.319,P<0.05),其他亚型中p53与EGFR表达无相关性(均P>0.05)。结论 p53与EGFR在TNBC中表达呈正相关,探讨二者的表达有助于进一步了解TNBC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并为TNBC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浸润性乳腺癌患者谷胱苷肽S-转移酶-π和肺耐药蛋白表达及其与DNA倍体的关系

目的:探讨谷胱苷肽S-转移酶-π(GST-π)、肺耐药蛋白(LRP)及DNA倍体在乳腺癌患者中的表达意义。方法:应用流式细胞术(FCM)定量分析56例原发浸润性乳腺癌GST-π、LRP蛋白表达及DNA倍体的状况。结果:乳腺癌组织GST-π和LRP表达的相对荧光强度(RFI)以中位数(M)表示分别为1·18和0·56,而相应癌旁组织分别为0·80和0·23,癌组织GST-π和LRP蛋白表达与相应癌旁组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癌组织DNA指数(DI)、S期比例(SPF)和增殖指数(PI)显著高于相应癌旁组织,P<0·05。GST-π和LRP蛋白表达及DI、SPF、PI在不同年龄、不同肿瘤大小、不同病理类型、不同临床分期和雌、孕激素受体阴性与阳性患者间的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淋巴结转移组患者GST-π和LRP表达水平及DI、SPF、PI值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患者,P<0·05。异倍体与二倍体乳腺癌GST-π和LRP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GST-π和LRP蛋白表达及DNA含量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GST-π和LRP蛋白表达及DI、SPF和PI与淋巴结转移有关。GST-π和LRP蛋白表达与DNA含量可作为预测乳腺癌预后的指标。

术中细胞学检查对乳腺癌前哨淋巴结诊断应用价值的研究

目的:探讨术中细胞学检查对乳腺癌前哨淋巴结(SLN)诊断的价值。方法:对149例乳腺癌手术患者同时进行SLN术中细胞学与快速病理检查,与常规病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SLN术中细胞学检查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和总准确率分别为86.2%、99.3%和96.7%;术中快速病理学检查的敏感性、特异性和总准确率分别为98.5%、100.0%和99.07%。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术中细胞学检查可以作为快速病理的补充或替代手段用于乳腺癌SLN的诊断,正确取材和制片是提高诊断准确率的关键。

香附烯酮与卡铂联合应用对三阴性乳腺癌细胞株MDA-MB-231增殖、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

目的观察香附烯酮与卡铂联合应用对三阴性乳腺癌细胞株MDA-MB-231增殖、凋亡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方法将MDA-MB-231细胞分为单纯细胞组、卡铂处理组、香附烯酮处理组、香附烯酮联合卡铂组,单纯细胞组加入DMSO,卡铂处理组加入20μmol/L浓度的卡铂,香附烯酮处理组加入0.4 mmol/L浓度的香附烯酮,香附烯酮联合卡铂组加入20μmol/L浓度的卡铂和0.4 mmol/L浓度的香附烯酮。采用CCK-8法测算各组细胞存活率。采用细胞克隆实验观察各组细胞克隆能力,以细胞集落数表示。采用流式细胞术观察各组细胞周期分布情况和细胞凋亡率。采用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各组细胞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PERK、CHOP和凋亡相关蛋白BAX、Bcl-2。结果卡铂处理组、香附烯酮处理组细胞存活率低于单纯细胞组,而香附烯酮联合卡铂组细胞存活率低于其他三组(P均<0.05)。单纯细胞组、卡铂处理组、香附烯酮处理组、香附烯酮联合卡铂组细胞集落数分别为(328±18)、(204±10)、(138±13)、(47±5)个,组间相比,P均<0.05。卡铂处理组将MDA-MB-231细胞周期阻滞在G2/M期,香附烯酮处理组将MDA-MB-231细胞周期阻滞在G0/G1期,香附烯酮联合卡铂组细胞G2/M期和G0/G1期均发生阻滞。卡铂处理组、香附烯酮处理组细胞凋亡率高于单纯细胞组,而香附烯酮联合卡铂组细胞凋亡率高于其他三组(P均<0.05)。与单纯细胞组相比,卡铂处理组、香附烯酮处理组细胞中PERK、CHOP、Bax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升高,Bcl-2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降低(P均<0.05);与其他三组相比,香附烯酮联合卡铂组细胞中PERK、CHOP、Bax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升高,Bcl-2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降低(P均<0.05)。结论香附烯酮与卡铂联合应用可抑制三阴性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亡,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内质网应激介导的细胞凋亡途径有关。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规范化处理

前哨淋巴结活检术(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标志着乳腺癌淋巴结手术进入微创时代,循证医学I类证据支持SLNB是临床腋窝淋巴结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安全、有效的腋窝诊断技术,前哨淋巴结阴性及低肿瘤负荷患者行SLNB替代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腋窝淋巴结复发风险和并发症极低。作为乳腺癌区域淋巴结微创诊断技术,SLNB安全有效替代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应建立在规范化操作前提下。目前SLNB在我国早期乳腺癌患者中逐渐趋于规范化和普及化,本文将对临床实践中SLNB的适应证、示踪剂应用、学习曲线掌握、手术规范操作和组织标本处理等问题进行综述。

音频转换训练对乳腺癌术后患者执行能力的影响

目的观察乳腺癌术后应用音频转换训练对其执行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3月—2019年4月就诊本院的乳腺癌手术后患者8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均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各44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术后康复指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音频转换训练,并跟踪随访12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的运动执行情况及执行能力。结果观察组术后康复期患者的依从性及术后患肢恢复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7 d的动作计划测验(APT)、找钥匙测验(KST)、动物园分布图测验(ZMT)及执行能力(BADS)测验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化疗第五周期后40 d的规则转换卡片测验(RSCT)、动作计划测验(APT)、找钥匙测验(KST)、动物园分布图测验(ZMT)、修订六元素测验(MSET)及BADS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将音频转换训练应用于乳腺癌根治术后康复期、化疗期间、化疗结束后,能够起到提高患者运动依从性及促进患肢恢复的目的,并对患者的执行能力具有改善作用。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预测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后腋窝淋巴结病理学完全缓解的研究

背景与目的: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作为简单、客观且廉价的实验室指标,其疗效预测价值已在其他类型的癌种中得到验证。整合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NAT)前临床病理学特征及NLR来预测NAT后腋窝淋巴结病理学完全缓解(axillary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apCR)率,以期指导临床决策。方法:入组2016年4月—2020年4月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连续收治的416例接受NAT的临床淋巴结阳性患者。入组患者接受完整疗程蒽环类药物联合紫杉类药物治疗,回顾性分析患者接受NAT前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实验室指标。临床病理学特征作为分类变量,年龄及实验室指标作为连续变量,其cut-off值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约登指数来确定。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NAT后apCR的影响因素,同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构建NAT后apCR预测模型,采用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对模型进行评价。结果:入组的416例患者中,37.3%(155/416)的患者达到apCR。单因素分析显示,apCR与年龄、穿刺病理学分级、分子分型、血糖、血小板、NLR显著相关(P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OR=0.528,95%CI:0.343~0.814)、穿刺病理学分级(OR=1.846,95%CI:1.187~2.872)、分子分型(OR=2.791,95%CI:1.780~4.377)和NLR(OR=0.302,95%CI:0.105~0.867)是NAT后apCR的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基于这些影响因素,我们构建了NAT后apCR的logistic预测模型:logit(P)=0.613×病理学分级+1.027×分子分型-0.638×年龄-1.196×NLR-0.244(模型检验χ2=54.478,P<0.001),该模型的AUC为0.702。结论:除了传统的临床病理学特征,作为简单、廉价、客观的实验室指标,NLR水平也可以作为NAT后apCR的预测指标。整合NAT前临床病理学特征及NLR水平可以帮助预测NAT后apCR,进而基于NAT疗效选择个体化腋窝降阶梯手术处理。

肝气郁滞型三阴性乳腺癌伴肝转移小鼠模型的构建与效果评价

目的以乳腺癌原位移植模型为基础,通过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联合孤养法构建肝气郁滞型三阴性乳腺癌伴肝转移小鼠模型。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周龄BALB/c雌性小鼠40只分为4组,每组10只:对照组,正常饲养2周后予以乳腺垫接种4T1-luc乳腺癌细胞株,后期不给于刺激处理;模型组,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CUS)联合孤养;6-羟基多巴胺组(6-OHDA组),CUS联合孤养+6-OHDA;解郁消癥颗粒组,CUS联合孤养+解郁消癥颗粒。观察对比各组小鼠一般状况、旷场试验、蔗糖水偏嗜实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皮质酮(CORT)及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肝脏HE染色和肝转移细胞凋亡水平,并行小鼠活体成像检测感兴趣区域(ROI)肿瘤荧光强度,磁共振成像检测肝脏转移灶数量。结果对照组、模型组、解郁消癥颗粒组和6-OHDA组糖水偏好、旷场试验中心区域的活动距离和穿梭次数得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0.34,P<0.01;F=363.90,P<0.01;F=0.046,P<0.001)。模型组糖水偏好低于对照组,活动距离低于解郁消癥颗粒组,穿梭次数低于解郁消癥颗粒组,均P<0.01。对照组、模型组、解郁消癥颗粒组和6-OHDA组中血清CRH、CORT和NE表达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501.00,P<0.01;F=155.30,P<0.001;F=149.80,P<0.01)。模型组CRH、CORT和NE表达量(87.71±5.33,198.90±5.64,371.00±16.08)均高于解郁消癥颗粒组(48.87±3.33,156.00±5.60,262.90±7.98),均P<0.01。解郁消癥颗粒组与模型组比较,ROI区域减少,肝转移数量减少,乳腺癌肝转移细胞凋亡指数增加,均P<0.01。结论以乳腺癌原位移植小鼠模型为基础,应用CUS联合孤养法能够良好模拟三阴性乳腺癌伴肝转移肝气郁滞证,可为探索肝气郁滞在三阴性乳腺癌伴肝转移中的证候实质及相关治疗药物的药理机制提供实验载体。

循环肿瘤细胞采集仪捕集乳腺肿瘤患者循环上皮细胞的多中心临床观察

目的利用Cellcollector检测平台，验证其检测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循环肿瘤细胞（CTC）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利用捕获的CTC进行后续分析。方法选取2016年4—8月多中心患者，分为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n=127）及确诊为良性肿瘤患者（n=63），利用Cellcollector进行CTC计数及后续研究分析。结果MBC患者中，行新一线治疗前CTC检出率达到74．8％（95／127）。良性患者组中CTC检出率为0。ROC曲线下面积达0．832（95％C／：0．784—0．879），Cellcollector技术灵敏度74．8％，特异度100％（约登指数0．748）。治疗3～4周后，MBC组中有117例接受二次检测，CTC检出率为44．4％（52／117）。MBC组中，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66．9％（85／127），重要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9．8％（53／127），主要与病情及治疗反应相关。利用Cellcollector捕获的CTC可以进行HER2染色及后续基因测序分析。结论Cellcollector技术可以检测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CTC，同时还可以利用捕获的肿瘤细胞进行后续研究分析。

胰腺癌患者血清YKL-40和TPS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研究胰腺癌患者血清YKL-40和TPS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YKL-40ELISA试剂盒、TP-STMELISA试剂盒和CA19-9ELISA试剂盒分别检测血清YKL-40、TPS和CA19-9。结果:胰腺癌患者的血清TPS全部在临界值(100U/L)以上,正常人中有2位分别为100和130U/L;52例胰腺癌患者中,血清CA19-936例在临界值(37U/mL)以上,在正常人中3位超过临界值。TPS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是100%和91%;CA19-9的分别为69%和86%。TPS和CA19-9合用后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为100%和82%。分层分析表明,血清TPS与胰腺癌分期无关。胰腺癌患者血清YKL-40显著高于正常组,Ⅰ、Ⅱ期与Ⅲ、Ⅳ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TPS有助于胰腺癌的确诊和早期诊断,是一个独立的指标;在诊断胰腺癌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方面高于CA19-9;YKL-40是一个独立的指标,YKL-40和TPS联合检测有助于胰腺癌的早期诊断和临床分期。肿瘤防治杂志,2005,12(19)

紫杉醇脂质体在晚期乳腺癌中应用的真实世界研究

目的探讨真实世界中紫杉醇脂质体在中国人群晚期乳腺癌中的应用情况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中国11家医院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接受紫杉醇脂质体解救治疗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研究主要观察指标为无进展生存时间(PFS),次要观察指标为客观缓解率(ORR)及安全性。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单因素分析采用Log 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 647例接受紫杉醇脂质体解救治疗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中,一线治疗占比为43.3%(280/647),二线治疗占比为27.7%(179/647),三线及以上治疗占比为29.1%(188/647)。一线和二线治疗每周期中位总剂量均为260 mg,三线及以上治疗中位总剂量为240 mg。治疗中位周期数为6个周期,单药治疗中位周期数为4个周期,联合化疗或联合靶向药物治疗中位周期数为6个周期。全组647例患者中,采用紫杉醇脂质体联合卡培他滨±曲妥珠单抗方案治疗167例(25.8%),采用紫杉醇脂质体单药方案治疗123例(19.0%),采用紫杉醇脂质体联合铂类药物±曲妥珠单抗方案治疗119例(18.4%),采用紫杉醇脂质体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方案治疗108例(16.7%)。一线治疗和二线治疗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5.5和5.5个月)长于三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4.9个月,均P<0.05);一线、二线、三线及以上治疗患者的ORR分别为46.7%、36.8%和28.2%。多因素分析显示,无事件生存时间和治疗线数是PFS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患者常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手足综合征、肝功能异常。结论紫杉醇脂质体在各类分子分型乳腺癌中广泛应用,有效且安全性良好。

社会支持在青年乳腺癌化疗患者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青年乳腺癌化疗患者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效应。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2月—2021年12月山东省肿瘤医院的180例青年乳腺癌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RCAC)、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S)对患者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青年乳腺癌化疗患者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生育忧虑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支持在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80份,回收有效问卷172份,有效回收率为95.56%(172/180)。结果:172例青年乳腺癌化疗患者的SADS总分为(18.98±3.15)分,RCAC总分为(59.85±5.03)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为(33.53±4.25)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生育忧虑呈正相关( r=0.810, P<0.01),社会支持与生育忧虑、社交回避及苦恼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570、-0.612;P均<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青年乳腺癌化疗患者社会支持水平在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医护人员应给予青年乳腺癌化疗患者更多社会支持,减轻患者的生育忧虑,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乳腺癌术后早期引流量对引流管带管时间预测作用探讨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术后引流量的影响因素并分析早期引流量对胸骨旁及腋窝引流管带管时间的预测作用。方法收集2020-01-01-2020-12-31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接受乳腺癌手术的34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每日记录胸骨旁和腋窝引流管的引流量和带管时间。分别以胸骨旁平均带管天数和腋窝平均带管天数进行分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胸骨旁和腋窝引流管带管时间的危险因素,评估术后前3 d引流量与引流管带管时间的相关性。结果胸骨旁引流管平均带管时间为(5.34±2.13)d,腋窝引流管平均带管时间为(7.78±3.44)d。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手术方式(χ^(2)=4.618,P=0.032)、TNM分期(χ^(2)=8.739,P=0.003)、体质量指数(BMI,χ^(2)=9.816,P=0.002)和感染(χ^(2)=5.614,P=0.018)与引流管带管时间长短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位置(χ^(2)=4.921,P=0.027)、手术方式(χ^(2)=18.617,P<0.001)、TNM分期(χ^(2)=12.853,P<0.001)、BMI(χ^(2)=46.971,P<0.001)和感染(χ^(2)=5.289,P=0.021)与腋窝引流管带管时间长短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OR=0.504,95%CI为0.256~0.992,P=0.047)、TNM分期(OR=1.410,95%CI为1.082~1.837,P=0.011)、BMI(OR=1.941,95%CI为1.225~3.077,P=0.005)和感染(OR=2.721,95%CI为1.051~7.044,P=0.039)是影响胸骨旁引流管带管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位置(OR=0.545,95%CI为0.333~0.892,P=0.016)、手术方式(OR=2.155,95%CI为1.160~4.003,P=0.015)、TNM分期(OR=1.445,95%CI为1.051~1.986,P=0.023)和BMI(OR=6.216,95%CI为3.517~10.986,P<0.001)是影响腋窝引流管带管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第1天,胸骨旁带管时间≤5.35 d患者引流量为20(30)mL,低于>5.35 d患者的30(30)mL,Z=-3.033,P<0.001;术后第2天,胸骨旁带管时间≤5.35 d患者引流量为20(25)mL,低于>5.35 d患者的40(30)mL,Z=-4.688,P<0.001;术后第3天,胸骨旁带管时间≤5.35 d患者引流量为10(10)mL,低于>5.35 d患者的30(30)mL,Z=-11.084,P<0.001。术后第1天,腋窝带管时间≤7.83 d患者引流量为50(40)mL,低于>7.83 d患者的70(60)mL,Z=-4.120,P<0.001;术后第2天,腋窝带管时间≤7.83 d患者引流量为50(50)mL,低于>7.83 d患者的80(70)mL,Z=-6.235,P<0.001;术后第3天,腋窝带管时间≤7.83 d患者引流量为40(40)mL,低于>7.83 d患者的70(60)mL,Z=-6.810,P<0.001。结论乳腺癌患者TNM分期晚、BMI大、术后前3 d引流量多的患者术后带管时间较长,需要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