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人癌症共病高危人群识别与分级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中老年慢性病人群中癌症共病的危险因素,实现对慢性病人群中癌症共病高危人群的识别与分级,进而为癌症共病高危人群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分级管理和防控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选取14181例调研样本,对我国≥45岁慢性病人群癌症共病现状进行分析。采用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应用哈佛癌症指数风险评估模型对癌症共病高危人群进行分级。结果女性、生活在城市、晚上睡眠时间<8 h、目前未工作和自评健康状况不好是慢性病人群癌症共病的高危因素。属于癌症共病“较低”风险等级的有3339例(23.55%),“低”风险等级的有3299例(23.26%),“一般”风险等级的有1789例(12.62%),“高”风险等级的有4684例(33.03%),“较高”风险等级的有1070例(7.55%),且癌症共病发病人数在5个风险等级中的差异分布有统计学意义,χ^(2)=145.31,P<0.001。采用χ^(2)趋势性检验(P<0.001)和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P=0.698)对癌症共病风险等级评估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评估价值和校准度。结论女性、生活在城市、晚上睡眠时间<8 h、目前未工作和自评健康状况不好为慢性病人群癌症共病的高危因素。采用哈佛癌症指数风险评估模型可以对慢性病人群中癌症共病高危人群进行分级,对癌症共病高危人群健康教育、风险管理和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居民1990—2019年肺癌及其危险因素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居民1990—2019年肺癌及其危险因素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肺癌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 2019)研究中1990、2005和2019年中国居民肺癌的疾病负担相关数据,采用伤残损失健康寿命年(YLDs)、早死损失寿命年(YLLs)、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人群归因分值(PAF)等指标对1990—2019年中国居民肺癌及其危险因素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2019年中国居民肺癌的YLD率、YLL率和DALY率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其中以≥70岁年龄组最高,分别为76.17/10万、5243.52/10万和5319.70/10万;男性居民YLD率、YLL率和DALY率分别为19.10/10万、1632.03/10万和1651.13/10万,均高于女性居民的8.73/10万、731.14/10万和739.87/10万;1990—2019年中国居民肺癌YLD率、YLL率和DALY率均逐渐上升,1990—2019年分别上升了3.61%、2.49%和2.50%。在与肺癌相关的16种危险因素中,2019年DALYs、PAF和DALY率居于前5位的危险因素依次为吸烟(1075.17万人年、62.06%和755.91/10万)、环境颗粒物污染(385.74万人年、22.47%和271.20/10万)、二手烟(134.85万人年、7.86%和94.81/10万)、空腹高血糖(110.77万人年、6.47%和77.87/10万)、固体燃料造成的家庭空气污染(84.95万人年、4.94%和59.72/10万)。1990—2019年中国居民肺癌危险因素PAF上升的和下降的各有8种,其中环境颗粒物污染的PAF上升幅度最大(110.12%),固体燃料造成的家庭空气污染的PAF下降幅度最大(–77.74%)。结论中国居民的肺癌疾病负担依然较高,YLD率、YLL率和DALY率一直呈增长趋势,而吸烟始终是造成肺癌疾病负担的主要危险因素。

我国癌症病情告知对癌症患者及家属焦虑抑郁和生活质量影响Meta分析

目的采用Meta分析方法探讨癌症病情告知对患者及家属焦虑、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万方和维普电子数据库,查找自建库至2020-08-31公开发表的关于我国癌症病情告知对癌症患者及家属焦虑抑郁和生活质量影响的相关文献。中文检索式:(肿瘤OR癌症)AND(病情告知OR知情同意)AND(焦虑OR抑郁);英文检索式:(cancer OR tumor OR neoplasm)AND("disease informing"OR"truth disclosure"OR informed consent"OR notification)AND(anxiety OR depression)AND(China OR Chinese)。由2位研究者独立提取资料,采用R3.12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13篇文献,其中癌症病情告知组832例,不告知组824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焦虑评分(SMD=-0.43,95%CI:-0.92〜0.05,Z=1.76,P=0.08)、抑郁患病率(OR=0.68,95%CI:0.43〜1.06,Z=1.70,P=0.09)和生活质量测定量表评分(SMD=-0.04,95%CI:-0.19~0.12,Z=0.47,P=0.64)在癌症病情不告知组的得分以及患病率更低,2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患者抑郁评分(SMD=-0.51,95%CI:-0.930.08,Z=2.35,P=0.02)、家属焦虑评分(SMD=-1.00,95%CI:-1.410.59,Z=4.79,P<0.01)、家属抑郁评分(SMD=-1.76,95%CI:-3.270.24,Z=2.28,P=0.03)和患者焦虑患病率(OR=0.57,95%CI:0.38~0.86,Z=2.67,P=0.01)在病情告知组的得分和患病率更低,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告知癌症病情更有利于缓解癌症患者及家属的焦虑和抑郁,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但受所纳入文献的数量及质量的影响,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偏倚,仍然需要高质量和大样本的研究去证实。

青年癌症患者109例对死亡态度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青年癌症患者群体对待死亡态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其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应用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DAP-R)量表(修订版),对资料完整的109例青年癌症患者对死亡态度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量表各维度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影响死亡态度的因素。结果青年癌症患者死亡态度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为(3.23±0.87)分,其次为死亡逃避维度,为(3.17±0.81)分,逃离接受维度得分最低,为(2.84±0.77)分。不同文化程度(F死亡逃避=2.792,P=0.044)、宗教信仰(t自然接受=2.497,P=0.014)、亲人死亡史(t自然接受=2.128,P=0.036)、家庭内谈论死亡(F死亡恐惧=5.127,P=0.008;F趋近接受=4.055,P=0.020;F逃离接受=3.900,P=0.023;F自然接受=5.290,P=0.006)、参加丧葬体验(F趋近接受=2.670,P=0.036)、治疗时间(F趋近接受=3.115,P=0.029)等特征的青年癌症患者死亡态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里人谈论死亡(死亡恐惧:t经常谈论vs从未谈论=-2.417,P=0.017;逃离接受:t偶尔谈论vs从未谈论=2.282,P=0.025;自然接受:t偶尔谈论vs从未谈论=-3.105,P=0.002)、文化程度(死亡逃避:t专科vs初中及以下=-2.708,P=0.017)、治疗时间(逃离接受:t≥6个月vs刚入院=-2.174,P=0.032)和比较亲近的人死亡病史(自然接受:t=2.663,P=0.009)为独立影响因素。结论青年癌症患者群体的死亡态度较为矛盾,既对死亡持自然接受态度,又逃避和抵触死亡;家庭内部讨论死亡、亲人去世经历等是青年癌症患者对待死亡态度的影响因素,应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帮助他们认识与理解死亡,提升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