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近距离治疗施源器位移差异性研究

目的分析宫颈癌近距离治疗患者施源器位置的差异性,为精准近距离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山东省肿瘤医院2022-01-01-2023-03-31行二维近距离治疗的50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施源器位置在患者身体左右、头脚、腹背三个方向进行重复评价。结果50例宫颈癌患者221分次近距离治疗中,仅有15例患者各分次宫腔施源器置入深度一致,一致率为30.00%,置入深度3~8cm,平均置入深度(5.79±0.72)cm。ab、bc、ac和od平均值分别为(15.2±4.19)、(15.16±3.97)、(30.37±5.68)和(5.78±0.72)mm;角1和角2平均值分别为(1.27±1.15)°和(228.56±4.48)°;距离1和距离2平均值分别为(4.56±3.78)和(1.8±1.75)mm。施源器在不同方向均有位移,左右方向位移发生率为34.84%,Z=-12.111,P<0.001。头脚方向:角1和距离1的位移发生率分别为36.65%(Z=-0.467,P=0.640)和37.56%(Z=-7.945,P<0.001)。腹背方向:角2和距离2位移发生率分别为18.10%(Z=-3.968,P<0.001)和4.07%(Z=-8.898,P<0.001)。结论宫颈癌近距离放疗中,不同分次间施源器位置有较大差异,从而影响肿瘤及正常组织剂量分布,对患者治疗造成一定影响,是保证近距离治疗质量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和配偶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年轻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相关性,为提高其应对水平及夫妻间的稳定关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05-01-2021-05-10山东省肿瘤医院治疗中的180例年轻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应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夫妻支持应对量表(DCI)和婚姻调适测定(MAT)量表进行调查,并建立年轻乳腺癌患者和配偶的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主-客体模型(APIM),分析患者和配偶的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相关性.结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主体效应方面,患者和配偶的相互支持应对(b分别为1.81和2.07)、授权支持应对(b分别为3.09和3.96)和共同支持应对(b分别为2.08和0.57)与自身的亲密关系均存在正性关联;消极支持应对与患者和配偶的亲密关系存在负性关联(b分别为-2.77和-2.62).在客体效应方面,患者的相互支持应对(b=0.91)和授权支持应对(b=4.11)与配偶的亲密关系存在正性关联;配偶授权支持应对(b=4.11)和共同支持应对(b=0.79)与患者的亲密关系存在正性关联;患者和配偶的消极支持应对与对方的亲密关系均存在负性关联,b=-1.45.结论年轻乳腺癌患者与配偶的亲密关系与个体自身以及配偶夫妻支持应对存在相关性.

智谋在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和社会支持中的中介效应

目的 探讨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与社会支持及智谋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智谋水平在失志综合征与社会支持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09-01-2023-03-31于山东省肿瘤医院就诊的500例癌症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失志量表Ⅱ、智谋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评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社会支持水平、智谋水平和失志综合征水平相关关系,采用AMOS 25.0分析智谋水平在失志综合征水平和社会支持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为97.80%(489/500)。结果 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总分的中位数为11.0(7.0,15.0)分,智谋总分为(47.94±2.57)分,社会支持总分为(29.06±12.89)分,失志综合征总分与智谋总分(r=-0.576,P=0.003)、社会支持总分(r=-0.689,P=0.005)均呈负相关,社会支持总分与智谋总分呈正相关,r=0.492,P=0.009。智谋在社会支持与失志综合征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6.33%。结论 社会支持对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有直接预测作用,智谋在社会支持与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癌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和智谋水平是降低患者失志综合征的有效途径之一。

青年癌症患者109例对死亡态度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青年癌症患者群体对待死亡态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其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应用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DAP-R)量表(修订版),对资料完整的109例青年癌症患者对死亡态度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量表各维度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影响死亡态度的因素。结果青年癌症患者死亡态度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为(3.23±0.87)分,其次为死亡逃避维度,为(3.17±0.81)分,逃离接受维度得分最低,为(2.84±0.77)分。不同文化程度(F死亡逃避=2.792,P=0.044)、宗教信仰(t自然接受=2.497,P=0.014)、亲人死亡史(t自然接受=2.128,P=0.036)、家庭内谈论死亡(F死亡恐惧=5.127,P=0.008;F趋近接受=4.055,P=0.020;F逃离接受=3.900,P=0.023;F自然接受=5.290,P=0.006)、参加丧葬体验(F趋近接受=2.670,P=0.036)、治疗时间(F趋近接受=3.115,P=0.029)等特征的青年癌症患者死亡态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里人谈论死亡(死亡恐惧:t经常谈论vs从未谈论=-2.417,P=0.017;逃离接受:t偶尔谈论vs从未谈论=2.282,P=0.025;自然接受:t偶尔谈论vs从未谈论=-3.105,P=0.002)、文化程度(死亡逃避:t专科vs初中及以下=-2.708,P=0.017)、治疗时间(逃离接受:t≥6个月vs刚入院=-2.174,P=0.032)和比较亲近的人死亡病史(自然接受:t=2.663,P=0.009)为独立影响因素。结论青年癌症患者群体的死亡态度较为矛盾,既对死亡持自然接受态度,又逃避和抵触死亡;家庭内部讨论死亡、亲人去世经历等是青年癌症患者对待死亡态度的影响因素,应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帮助他们认识与理解死亡,提升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