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利益衡量论”——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

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不符合我们的法治立场的要求,而且这一理论要面临着高昂信息费用的责难,更重要的是,他不能提供一个利益衡量的确切标准。法官在面对案件的时候首先应当坚持法治立场,根据法律进行法律思维。如果我们根据法律进行思维得出来的结论加剧了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紧张关系,那么我们才需要进行认真的利益衡量。而指导我们进行利益衡量的应当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

法律与经济学“邂逅”之后的批评与辩护

法律与经济学"邂逅"之后,在中国受到了许多责难与非议,比如,法律经济学逻辑起点具有很强的非现实性;过分强调效率而忽略了公平;总是用金钱衡量一切,而生命、健康、家庭幸福以及人格尊严等无法用金钱衡量,等等。这些批评不仅仅是弱不禁风的,而且透过这些批评的背后,我们会发现法律经济学在国内发展步履维艰的部分症结所在。

“普通法注重程序”:一种权力视角的解读——从令状制度谈起

对令状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考察,可以总结出一道关于令状、程序与权力的方程式:令状+程序=权力。这一方程式又可以进一步提炼为:程序=权力。在一定意义上,"普通法注重程序"这一论断是后来者对"程序=权力"这一方程式进行持续努力的再创造。

合同法上的默认规则研究——一个经济学的进路

根据合同漏洞形成的原因,可以大体上将默认规则分为两类:多数的默认规则和惩罚性默认规则。只有法律经济学的进路可以更好地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确立默认规则的规范性学说。从实证的角度考察,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立法上的默认规则,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司法上的默认规则,但是它们至今仍没有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普遍重视。

从命令到权威——读《法理学的范围》

从学术敏感度的视角来看，奥斯丁的“命令说”，相对于那些针对此学说展开批评的评论家们的理论，还是毫不逊色的。无论从认识论意义上还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法律都无法摆脱道德的“纠缠”。如果固执地生拉硬扯地去单独认识他们中的一个，答案将不是完整的。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以及“恶法亦法”的思想，毫无疑问锤炼了人们对法律的权威性的尊崇。这一学术贡献也是对西方思想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价值一元论的继承。

满载收获 砥砺前行

初秋时节的北京，正是天高云淡、秋风送爽之时，国家法宫学院2017年秋季培训班也如约而至。开学典礼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如何扎实做好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