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政策分析

财务政策是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财务管理意志的体现,是对公司未来财务管理行为的理性约束与规范。具备稳定而明确的财务政策,是成为治理和管理一流公司的重要标准之一。一般而论,投资政策、融资政策、营运资本政策与股利政策等被认为是公司的重大财务政策,

异质股东的资本成本差异研究——兼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基础

股东异质性表现为不同性质的股东对于公司治理的不同追求,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报酬率要求。在中国,国家股东与非国家股东性质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成本差异是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基础。混合所有制的财务优势反映在通过不同性质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实现资本成本的最低化。本文数据显示,国家股东依然是中国公司的第一大控股股东,对于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股东异质性会显著影响公司资本成本,由于政府职能与国有资本投资要求的混合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手段的惯性,出现了国有资本成本低于非国有资本成本的现象:国家股东投入资本的资本成本还受到被投资行业性质的影响。在国家控股居主体地位的背景下,要求报酬率较高的非国家股东的加入势必带来资本成本更高的股权结构,从而产生与改革目标相违的"资本成本悖论"现象。这一现象将伴随国家股东职能的明晰、国有资本投资理性的提升以及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而逐渐消除,而这正是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趋于成功的过程。

会计稳健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股权资本成本、债务资本成本以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会计稳健性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信息披露质量在会计稳健性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方面产生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在剔除了"过度稳健"——盈余操纵嫌疑的影响后,会计稳健性对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增强。因此,坚持"真实稳健性"原则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国家会计制度层面,应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以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有序、高效运转;公司治理层面,应将稳健性由外在压力转变为内在动力,以降低资本成本,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研发投资与资本成本

与实物性的资本投资比较,研发投资具有知识性、无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不仅仅是在高新技术类企业中,研发投资已经成为企业长期资本投资的主体内容,更成为决定企业价值创造实力、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本文数据显示,2008—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支出增长平均达到4.77%,而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仅为0.21%;以研发投资为主、固定资产投资为辅的创新型企业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主体,非实物投资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之一;与固定资产投资比较,研发投资具有更强的价值相关性,决策得当能够带来更多的企业价值;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研发投资往往具有更高的风险程度,从而造成较高的资本成本水平;在创新型企业中,较高的收益水平可以有效地弥补资本成本水平的提高,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成本、公正报酬率与中国公用事业企业政府规制

公用事业企业是我国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规制的重要领域。公正报酬率规制方法基于资本成本约束被规制企业的收益水平,相较于价格上限规制,具有更为突出的公司治理效应。在我国公用事业企业以国家控股为主、治理水平不高、绩效水平较低的情况之下,公正报酬率规制更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政府规制实践。资本成本估算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制约着公正报酬率的公正程度。本研究用CAPM、Gordon、PEG、GLS与Average五种资本成本估算方法对我国公用事业企业2000-2014年的资本成本进行了估算和统计检验,发现CAPM方法能更好地体现公用事业企业的行业特征,Average方法次之,Gordon再次、PEG和GLS方法较差。资本结构对公用事业企业的资本成本有明显的影响,也是政府规制下资本成本估算应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股权资本成本与高管薪酬激励——一个高管薪酬改革思路的理论性阐释

以会计绩效为基准的高管薪酬制度是当今的主流,广泛应用于国际企业界。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关系不足以成为建立高管薪酬制度的理论基础。唯有遵循股东至上原则的高管薪酬方案才能既满足管理层对于薪酬的预期,又有助于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股权资本成本是这种高管薪酬制度设计的基本因素与核心参数。

公司投资供给效应的资本成本约束

发挥正向的投资供给效应是经济新常态下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资本成本约束下的投资才能保证投资项目未来形成高质量的有效供给。本文研究表明:(1)中国公司投资规模与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且样本期间内绝大多数年度与行业的投资的资本成本弹性均为正;(2)虽然投资不足现象在中国公司中普遍存在,但是,过度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加深刻;整体上,非效率投资程度与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资本成本越高,过度投资样本的投资过度程度越严重;资本成本越低,投资不足样本的投资不足程度越严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公司的投资决策没有受到资本成本约束,公司投资难以实现正向的供给效应。要扭转这一情形,管理者应当树立科学的资本成本理念,合理估算资本成本,克服惯性预期心理;政府应当转变身份,由经济增长的"拉动者"转变为"推动者",引导公司投资走上资本成本约束之路。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

科学高效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增加企业价值,这是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基本目标之一。本文研究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更高,股权激励没有起到应有的公司治理效用,反而造成了管理层对股东财富的侵占;国家控股对于股权激励没有发挥正向作用,降低国家股东控股比例有助于抑制股权激励程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提升效应;非国家控股公司实施适度的股权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如何在我国国家股东占据主体的背景之下优化股权激励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一个重大课题。

资本成本与政府规制文献述评

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的,是实现社会公平以及帕累托最优的前提与保障。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也是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基准。资本成本是政府规制的核心。只有实现了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企业发展才会有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才能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进而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保障社会福利的实现。政府规制的手段无论是采用公正报酬率规制还是价格上限规制,都离不开资本成本这一量化指标。本文旨在提出一个以资本成本为核心的政府规制理论研究框架,明确政府规制中资本成本的核心作用及相关资本成本应用问题。

股权资本成本波动与现金股利的动态调整

股利政策是企业至关重要的一项财务政策,其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及股东财富最大化财务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A股2001-2014年的数据,对现金股利的动态调整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股权资本成本波动的现金股利动态调整机制更有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判断一家公司股利政策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标准。在股权资本成本约束下进行现金股利的动态调整,宏观上则有利于培育我国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责任担当意识,稳固资本市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