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青少年激进化:诱因、应对及其成效

近年来,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青少年激进化态势明显,他们在恐怖组织策划或发动的袭击中表现突出,成为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和现实挑战。东南亚青少年走向激进化,是多种激发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和亲属关系形塑了青少年极端主义价值观,激进的社会环境培育了青少年激进化的社会土壤,而部分地区社会治理的失败增大了恐怖主义叙事对青少年的吸引力。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青少年激进化态势,但整体效果仍不尽人意。因此,各利益攸关方亟需突破既有思维限制,采取更具综合性和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塑造青少年理性的宗教价值观。

南海共同开发困境: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视角

南海共同开发是一项典型的区域合作行为,成功的区域合作行为需要区域公共产品的充分而有效供给。这预示着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南海共同开发有着紧密联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深刻影响南海共同开发的进程。但当下的南海共同开发陷入困境,其产生机理是供给相对不足的南海区域公共产品不能为南海共同开发提供必要条件和基本动力,并提高南海共同开发的水平。优化南海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提高南海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制度化水平和充分发挥中国在南海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是中国破解南海共同开发困境的优先努力方向。

南海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中国情感投入

安全合作是应对南海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当下的南海安全合作面临着民族主义、信任赤字、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三大基本障碍。这三大障碍均与情感紧密相关,需要积极情感的投入来消除这些障碍。情感投入能够作用于南海安全合作的机理在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及情感的诱导、动力、选择和调节功能。中国情感投入促使南海各方为共同情感支付溢价,能够驱动南海安全合作行为,提升安全合作水平,但当下中国情感投入存在情感投入制度化程度较弱、情感与利益的界限不明确和情感的信任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这3个基本问题。中国需要理性设计情感投入。

东南亚边境安全与地区恐怖主义

边境安全已经成为影响东南亚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东南亚国家的边境安全漏洞与恐怖主义活跃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因果逻辑:国际与地区恐怖势力利用各国边境安全短板进行频繁的跨国活动,恶化了地区反恐生态。基于此,提高东南亚各国的边境安全水平成为抑制地区恐怖主义活力的关键举措。当前东南亚各国倾力打造综合性边境管控系统,强化人境审查程序并严打护照造假,构建完善的地区边境治理机制,重创了恐怖分子的跨国活动能力。但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反恐资源匮乏、有效法律机制缺位等因素影响了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的成效。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诱因、影响及应对

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伊斯兰教来表达自身诉求并煽动暴力,其在全球的扩散引发恐怖主义浪潮,严重扰乱国际与地区秩序。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广大穆斯林外部威胁感知的强化以及地区部分国家的政策失当,推动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迅速崛起。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的蔓延诱发地区恐怖主义滥觞,严重恶化各国政治生态与安全形势。基于此,抑制并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就成为东南亚国家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关键举措。实现"去极端化"目标既要切断域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渠道,弘扬伊斯兰教多元共存精神,又要积极探索适应本土价值与政治发展需求的现代性模式,实现族群融合与宗教和谐。

印度“莫迪式”对外战略新特点

莫迪执政九年来对印度对外战略进行系统塑造与升级,突出表现在布局周边战略环境、树立世界大国形象、引领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莫迪式”新特点。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等思想指导下,“印度中心观”、权力政治、利益至上等原则主导了印度对外政策。在延续“莫迪主义”理念、推进“莫迪特色”外交、强调对华强硬等政策预期下,自身实力差距、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对华政策缺陷等因素,将影响其战略的实际成效。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推进下的中国南海岛礁建设

当前,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成为南海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一。把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放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框架下来考虑,中国就能讲清楚、说明白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根本目的和意图。南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重要起点与关键海域,但南海地区存在着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推进的三大障碍：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充分、南海问题的不定期爆发和国家间信任赤字。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能够提供量足质优的公共产品,能够制度化管控南海问题,能够增强南海各方的信任,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具有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保驾护航的意义。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视阈下的东北亚海上安全合作困境

地区安全是东北亚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核心是海上安全。当下,东北亚海上安全合作程度还不能满足地区安全保障的基本需求,陷入结构、功能和进程三重困境。区域公共产品对东北亚海上安全合作有重大价值,能够把各国注意力从海洋争端转移到海上安全合作上,在生产、供给和消费区域公共产品过程中逐渐生成区域认同,并深化与美国的制度化海上安全合作。东北亚海上安全合作困境必将在区域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中得到破解。

东北亚安全合作: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视角

安全合作是解决安全问题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当下，东北亚安全合作面临着历史恩怨、领土争端、民族主义、信任缺失等四大障碍。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但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障碍对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负面效应，而且能为安全合作提供基本条件和必要动力，提高安全合作水平。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性的供给模式导致区域公共产品相对不足，影响了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持续深入进行。文章认为，应从优化供给结构、提升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水平和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等三个方面来改善与提升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与水平。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凝练了当代中国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观,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海洋秩序提供了极大的稳定性。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产生有强大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就历史逻辑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国际海洋政治主题变迁与中国海洋友好交流历史传统交互作用的产物﹔就理论逻辑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完美结合的成果﹔就实践逻辑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精心选择战略支点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的“点、线、面”三维战略布局的结果。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国际海洋政治的变迁贡献中国智慧。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边境政策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至今,两国边境呈现谈判与对峙、缓和与摩擦并存的复杂局势,边境争端已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走势的关键议题。印度对华边境政策表现出全方位升级、挂钩战略目标、突出战术属性的新特征。印外交理念风格转变、国际形势评估、对华认知预判是影响印对华边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主要因素。印度强势争控、激进冒险和寻机获利的边境政策,本质上是其宗教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以及机会实用主义原则和逻辑的具体体现。印度对华战略基调、国内问题叠加、战略战术考虑等现实问题,决定了对华边境政策将保持总体强硬并延续边境低烈度行动的未来走向。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印度对外战略

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印度对外战略呈现出主动深化与西方阵营合作、强化印俄战略互补关系、保持对华强硬基调、借机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新特点。战略理念的继承发展、外部形势的判断利用及目标定位强化构成印度对外战略调整的逻辑基础和现实条件,战略自主、多向结盟、积极外交和借势谋事则体现了印度外交保持主动、获利导向、实现崛起的原则目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外部压力变化、政策与需求相悖等因素限制了印度战略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