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优化思路探析

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不仅有助于破解当下就业难题,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落实的应有之义。尽管学界围绕创新创业能力评价做了大量研究,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对此,文章在概述现有研究基础上,欲从指标选取、指标赋权以及指标应用三个方面,提出优化财经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并从制度、文化、技术和组织层面提出具体保障措施,以期能为财经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优化提供些许启示。

论政府绩效评价的动力机制——政府绩效信息供需螺旋互动模型

绩效信息是指绩效评价活动产生的、有关绩效指标与评价结果等信息的统称。绩效信息有利于组织"知己",也可服务于组织的决策、管理、监督以及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的交流与沟通。政府绩效评价以绩效信息需求为起点,对绩效信息的需求动机包括决策动机、管理动机、监督动机和研究动机。绩效评价因政府的内外部压力而产生,受到评价技术、权利制衡、政党竞争、信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对绩效信息的需求和供给互动是推动绩效评价活动发生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中,来自需求一方构成第一推动力。在动态条件下,这两股作用力在持续不断的矛盾互动中螺旋般相互促进和加强,成为政府绩效评价持久不衰的动力源泉。

管理层讨论及分析语调对企业未来战略差异的预测作用研究

基于战略选择理论,构建管理层讨论及分析语调与企业未来战略差异间的关系模型,并引入外部审计质量和年报语调与财务信息一致性,以考察其权变影响。选取2009~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管理层积极语调对企业未来战略差异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而异常积极语调成为企业掩饰特定战略行为之手段。外部审计质量强化了管理层积极语调对企业未来战略差异的预测作用,但亦加速了异常积极语调掩映下特定战略的实施;年报语调与财务信息一致性增强了管理层语调与企业未来战略差异间的非线性关系。机制分析表明,管理层语调中的信息含量决定了其对企业未来战略预测的有效性。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审计费用——基于2009—2012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已有研究,厘清内部控制影响审计费用的逻辑关系,以2009—2012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检验内部控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①内部控制水平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高管权力与审计费用正相关;②高管权力对于审计费用的不利影响会被内部控制所抑制;③在不同盈利水平的企业中,内部控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有所差异。

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愿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区块链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否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值得重点关注。基于战略选择理论,选取中国A股611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讨在不同高管团队多元化程度和企业生命周期情境下区块链技术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区块链技术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元化程度高、人口特征背景多元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相较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而言,成熟期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能够促进绿色创新。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宽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为区块链技术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财政支持蔬菜产业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研究——以SD省为例

科学规范的资金绩效评价,有利于有效遏制财政资金浪费,促进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的提高。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SD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蔬菜产业项目资金绩效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对财政支持的蔬菜产业项目资金绩效影响最大的是资金投入因子,其次是可持续发展政策环境因子与社会力量推动因子。据此认为,政府应该加大支农资金投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支农项目农业设施建设,进而提高支农资金绩效。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何以助力企业ESG表现脱颖而出?

ESG作为一种关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可量化的操作框架,传递了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发展观,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而优于行业水平的ESG表现更是决定着企业的合法性,并成为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为此,企业试图通过不同途径来提高自身ESG表现,其中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即为可行路径之一。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表现行业差距间的关系模型,并从内部控制质量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方面,揭示上述关系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选取2009—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表现行业差距具有正向影响,表现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扩大企业ESG表现行业顺差,缩小企业ESG表现行业逆差。(2)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影响企业ESG表现行业差距的两条重要路径。(3)环境信息披露强化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表现行业差距的正向影响,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表现行业差距的作用却在低环境敏感性的行业中更显著。(4)企业扩大ESG表现的行业顺差抑或缩小ESG表现的行业逆差,均有助于提升自身竞争力。研究结论对于拓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影响效应,明晰内部作用机制,并指导企业提高ESG表现,助力可持续发展可能具有些许启示。

明确金融权责边界提高金融监管绩效的思考

新一轮金融市场改革的启动对金融监管提出更新、更高要求,金融监管改革势在必行。由于存在监管成本,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必须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保证监管效益最大化。因此,划分金融监管的权责边界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必要前提。本文认为监管权责的划分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做到张弛有度,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放松微观监管;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完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无缝式"监管;厘清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的权责边界,构建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

结构嵌入、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一个混合模型

供应链企业对外部关系网络的结构性嵌入,有利于其获取更多异质性资源,这为组织绩效提升奠定了基础。在构建结构嵌入、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关系混合模型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结构嵌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结构嵌入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结构嵌入具有“拐点”效应,过高水平的结构嵌入不利于组织绩效提升;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嵌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结构嵌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调节

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其公共品特性,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有效解决,而环境规制虽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却会对企业短期绩效产生负效应,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理论与实践表明,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是企业能否兼顾环境保护与自身发展的关键,然而内部资金有限性与外部融资约束,掣肘企业技术持续创新,政府补助成为企业破除创新资源相对不足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构建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三者间关系模型基础上,以2009—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U型"关系,其强度仍未能刺激企业创新。二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强度已达阻碍企业创新的程度。三是政府补助强化了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对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间的非线性关系却表现出负向调节效应。四是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作用。因此,制定与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以及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对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共生:理论解析与实现路径

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经营组合,本质上是其融合共生的演化过程。文章基于共生理论,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共生系统,并运用Logistic方程分析了该系统的稳定性。研究表明,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融合成为互惠共生系统,并向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发展。通过进一步逻辑分析表明,建立“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联社+农业企业”的共生组织模式,可能是保证各主体整体实力相当,进而维持共生系统生存、稳定及进化的可行路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共生的理论阐释,指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可能具有些许启示。

加强财政政策绩效评价的几点法律思考

财政政策绩效评价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一项严肃的政府管理行为,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法律性,如何确定财政政策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及其组成人员,对于确保绩效评价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公正性,实现财政政策绩效评价程序与实体相统一,确保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政策、地方政府质量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

本文以2005—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寻地方政府质量对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高质量的地方政府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压力,并且这种缓解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2)高质量的地方政府优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化了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且这种强化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质量的视角,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企业融资行为提出新的解释;同时,也从企业融资层面为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区域效应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无效率的来源

本文利用DEA方法的超效率SBM模型,以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投入,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作为产出,测度了中国大陆分省及四大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从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方面,对2012年财政支出无效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多数省份的财政支出处于无效率状态,财政支出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四大地区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是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最低。在2012年财政支出无效率的13个省份中,产出不足的程度远高于投入冗余的程度,其中科技创新产出存在严重不足。

团队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团队知识创新的影响——以交互记忆系统为中介

团队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应对复杂任务和不确定环境的重要策略。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实证分析表明,团队人员组合、工作设计、团队导向培训、团队导向激励和团队授权管理都能够对团队知识创新产生显著影响,交互记忆系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管理者需要通过团队工作设计、培训和授权等方式,以及强化组织交互记忆系统以提升组织创新绩效。

腐败与中国式经济增长——兼论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对腐败的影响是一致而显著的,但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地区投资水平与GDP增长率等变量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一致或不显著的;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固定资本投资的上升,绝非腐败的拉动使然;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计量关系,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最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腐败治理的政策建议,否定了依赖正式制度改革的"制度万能论"的腐败治理思路,认为只依赖正式制度的改革来治理腐败是不够的,教育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作用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也不容忽视。

组织冗余与企业多元化经营——农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探析农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合理阐释其战略决策及绩效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持续关注和探讨。已有研究指出,农业上市公司组织冗余存量和结构决定其战略选择和发展态势。据此,基于战略选择理论,以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组织冗余不同类型对其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并验证了管理层持股和股权性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农业上市公司未吸收组织冗余对多元化经营产生负向作用但边际递减,管理层持股和非国有股权弱化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已吸收组织冗余提高了农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水平,而管理层持股弱化了该正相关关系。因此,农业上市公司应合理配置组织冗余资源,充分发挥管理层持股和股权结构特征的积极作用,在聚焦农业主业的基础上实现适度多元化经营。

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组织二元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以及冗余资源的权变影响,并以2009-2015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呈正"U"型,利用式创新促进了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双元性创新的互补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地位,而平衡性则对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财务冗余强化了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促进作用,并能缓解利用式创新的负效应;人力资源冗余弱化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积极效应,但对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统计结果在基于勒纳指数年度行业排名的面板排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中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性创新互补性的积极作用具有"时滞效应",利用式创新及双元性创新平衡性之积极影响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周期。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现金持有调整——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权衡理论,探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现金持有间的关系,并再次剖析数字金融的“校正错配”功能。在此基础上,选取2012—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加速企业现金持有调整速度,并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这与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协同发展紧密相关。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对数字金融发展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再度证实了数字金融对于缓解传统金融“领域错配”“属性错配”与“区域错配”所具备的积极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释企业因融资约束及代理成本而增持现金的行为。研究结论对于引导数字金融发展方向,指导企业现金持有动态调整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