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十七地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评价研究

本文从文化产业指标体系范围的界定入手,在明确了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我省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并对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展示了我省十七地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分析了我省发展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症下药提出了应对措施。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与遴选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文章基于山东省7地市的调查问卷,以正在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学员为调查对象,利用有序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户口、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继续教育年支出、参加农民培训的经历、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培训时间、每节课时长、课程设置评价对农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影响较为显著。

计量经济学中的潜变量模型:一个方法论角度的考察

20世纪中叶,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的发展完善,解决了潜变量的测度及其相关关系衡量问题,奠定了潜变量因果模型的方法论基础。此后,潜变量模型被引入到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依次经历了共同结构范式模型、经典潜变量模型和非经典潜变量模型三个阶段,逐步成为现代计量经济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方法论角度对计量经济学中的潜变量模型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比较了各个阶段建模方法论的特征,归纳总结了其发展演化规律,并对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领域进行了展望。

国外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研究述评

自从Scott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存在以来,围绕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相关问题,国外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对国外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发展、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检验以及实证解释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述评。从国外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的研究现状看,研究是比较全面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最后对未来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研究的重点进行了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政府规制困境与治理模式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是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格局中面临诸多困境,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食品安全治理的需求。因此,重构规制治理模式,走出食品安全规制困境,成为目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现状与单中心治理的规制困境,引入多中心治理的分析视角,提出了构建由政府、企业、社会层面主体、消费者等多方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规制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路径。

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量与就业结构两方面。从就业量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与就业破坏效应共同发生作用,最终表现为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总效应:当技术进步的破坏效应大于补偿效应时,就业总量减少,失业率上升;当技术进步的破坏效应小于补偿效应时,就业总量增加,失业率下降。从就业结构角度看,技术进步导致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的变化,从而使产业、行业间兴衰交替。另外,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高低技能就业岗位数量的变化,最终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微观因素

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微观因素主要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个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五个方面。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需要完善货币政策功能提高中央银行的沟通效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居民合理预期,推进商业银行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快发展货币市场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规制经济学沿革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方向

如何处理和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两种主要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称为宏观调控）与政府规制，共同构成政府调节体系。其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应对短期经济总量失衡，追求逆周期的短期经济绩效；而政府规制则主要应对微观市场失灵，追求长期持续性经济绩效。①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政府规制早于宏观经济政策，

英国文化产业集群创新机制研究

文化产业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内含了文化、创新、产业集聚等多个要素。文章通过分析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将知识创新、产业集群等关键要素整合在文化产业的框架内,揭示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微观机理,并对我国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特殊制度禀赋约束下规制困境与规制治理结构的重构

政府规制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和制度安排,受到一国特定的制度禀赋约束。本文首先从经济、政治与法律、社会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政府规制所面临的特殊制度禀赋约束,即"转轨期"的经济体制、尚待健全的政治与法律体制以及不发达的公民社会,然后探索了中国特殊制度禀赋约束下政府规制面临的困境,最后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视角,重构规制治理结构,以解决规制困境,提升规制绩效。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政府责任与协调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属于准公共产品,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应明确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职能。政府的宏观导向与协调,是培养大量有一技之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保障。对于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市场,政府既要提供制度激励,又要进行制度约束。我国应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政府制定政策,统筹规划,协调办学资源,形成以市场为导向、充满活力的职业培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