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

近年来中西比较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但迄今为止极少对这一方法进行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本研究通过梳理以中西比较方法开展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若干主要论题,回顾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成就,从理论层面对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进行剖析,将相关研究区分为参照对象、观察视角、研究领域、分支学科四个层次,认为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具有开阔研究视野、发现和提出问题、破除西方中心论等意义与功用,同时也需要规避简单移植西方书籍史理论、不对等比较、本土意识欠缺等陷阱和误区,书籍史领域的中西会通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书籍史的书写,有赖于书籍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

以全球视野开展出版史研究

我国的出版史研究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全球视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出版史研究领域,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逐渐重视开展中西比较研究,着手进行世界各国、各地区书籍史、出版史的整合工作,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出版史研究水平,应积极引介国外出版史研究成果,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研究中引入全球视野,从比较的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为书写真正的全球出版史作好准备。

包筠雅教授访谈——关于欧美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动态、趋势与方法

访谈小组(以下简称“问”):美国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学科背景?换句话说,他们都来自哪些院系?您是来自历史系的。据我所知贾晋珠教授也在历史系,周启荣教授好像既是历史系的也是东亚系的。有很多研究阅读史的学者来自研究中国文学领域,来自东亚系。还有研究艺术史的,在艺术史系。我想了解在美国,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的学科背景和他们所服务的院系,以及这会对他们的研究倾向和研究角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000年以来中国藏书史研究的新进展

自2001年两部中国藏书史研究巨著《中国藏书楼》和《中国藏书通史》出版以来,中国藏书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私家藏书仍是研究的重点,取得很大成就。不仅有通史性的著作面世,还有各种专题研究、区域研究、断代研究成果涌现。区域性藏书史蔚为大观,地方性藏书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官府藏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藏书思想和藏书文化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以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

明嘉靖间无锡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保留了关于刊刻进度、生产周期、雇佣劳动力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论文以该书为例,探讨了明中叶书籍刊刻中不同工种的配置比例,书版的刊刻效率,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认为书中保留的印刷劳动力信息虽然较为完整,但并不能体现当时典型的劳动力配置比例;刻书过程中刊版效率存在较大波动,但部分刻工在全力投入的阶段刊版效率与其他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奇字斋与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松散的,刻工同时还为其他出版者工作,刻工承接刻书任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从该书提供的信息可一窥明中叶刻书作坊运作的方式与刻工的从业状态。

鉴定、参订与校阅:明后期刊本中的著作参与方式述论

明代后期的出版物中,在此前已经存在的撰作、编纂、注释、评点等著述方式之外,又大量出现了鉴定、参订、校阅等著作参与方式。这些著作参与方式大都并不对书籍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其作用在于对作品的质量提供一种证明或担保,以利于书籍的宣传推广。文章对这些著作参与方式的具体内涵、实际作用作了深入探讨,并力图揭示鉴定、参订、校阅者与书籍作者、出版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列名鉴定、参订、校阅,明代后期士人参与并推动了书籍的商业化传播。这种现象是明代后期出版业高度商业化的一个表征,也是文人与商业出版日益紧密结合的体现。

著作方式“著”的来源与确立

“著”本字作“箸”,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书写”“记录”的含义,表示对官方文书、言论事理、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图像的铸刻。在先秦文献中“著”强调的是著述的行为,作为“著”的主体的个人作者处于萌芽状态,其作用与地位尚未得到凸显。至汉代,“箸”隶变为“著”,连接作者与作品,表示作品的创作过程,用来描述对思想学说、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和经典注释的撰作。在汉代的文献记载中形成了包含作者、著作行为和作品的完整叙述模式,在书目著录中出现了表述作者著作方式的规范形式。个人作者在汉代崛起,“著”作为书籍的著作方式得以正式确立。“著”作为著作方式的确立过程,反映了作者身份的变化与著述意识的觉醒。

董治安先生学术研究的成就与方法

董治安先生（1934--2012），江苏徐州人，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校后一直在山东大学从事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和文献的教学、科研工作。董先生是近三十年来山东大学古典学术研究的策划者、组织者之一。他一生治学勤谨，在经学、子学以及先秦两汉文学文献、思想文化研究等方面成果卓著，出版著作近二十种，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先秦文学与先秦文献》、《两汉文学与两汉文献》等学术著作，其主编的《中华大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两汉全书》等大型类书和总集，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福建刻书史研究的新创获——读《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

福建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方彦寿先生的《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是福建出版史研究的创获,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重要突破。该书按照福建的行政区分为九卷,对812位宋代至清代在福建刻过书者,以及在外省刻过书的福建人,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介绍。该书为刻书家树碑立传,在文献学著作体例上是一个创新。在研究方法上,关注出版史上的"小人物"和出版细节,挖掘出了许多福建出版史的新材料,带给我们不少颇具启发意义的规律性认识。该书在人物、史实、版本考证方面发明颇多,厘清了前人的不少模糊和错误认识。文章亦就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

兖州天主堂出版活动述论

山东兖州天主堂印书馆是德国圣言会在华出版中心,是近现代中国重要的天主教出版机构。它出版了大量通俗易懂的传教出版物,对天主教在华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刊行的中国基督教史和汉学研究著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资料价值。兖州天主堂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具有多样性、开放性、注重通俗性与本土化等特点,是观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华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窗口。

虽小道亦有可观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游戏观

以孔子和朱熹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对游戏持一种相当节制的态度。然而在中国古代,士人的游戏活动是相当普遍的,其中一部分士大夫对游戏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不仅亲身参与游戏,而且积极进行游戏的编创。在这些士大夫看来,游戏不只具有“玩物丧志”的一面,还承载了若干积极的社会功能。游戏可以使人放松身心,怡情悦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实现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编制和书写游戏也是士大夫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是他们寄托思想与情感的一个精神世界。毋庸讳言,古代游戏中也存在与赌博、色情相联系的糟粕因素,历代文人中一直存在着限制和反对游戏的声音,这是古代士大夫与游戏关系的另一面。在当今的游戏时代,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健康有益的游戏文化,或许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

“经部·乐类”缺省考辨

最早缺省经部乐类的书目不是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五经"可为经部典籍之统称。"乐类"文献并非绝少。北宋以前书目未见有缺省"乐类"之记载。只有少数书目缺省"乐类",多数书目把音乐类文献分别归于经部和子部。乐类在经部的位置不固定。

国家图书馆藏钞本“王若虚《尚书义粹》”辨伪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王若虚《尚书义粹》是钞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并改题撰者的伪作,其顾广圻题记、藏书印、翟思忠序等皆为伪造。

包筠雅教授访谈——关于在四堡、金溪、岳池的田野调查(续)

(六)关注商业出版的原因及讨论访谈小组(以下简称“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面向普通民众的出版物做研究呢?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藏书家和学者们很少重视这一类出版物。包筠雅(以下简称“包”):对对,我知道。所以一般说来中国学者都觉得我“发疯”了,然而在我看来,研究士大夫阶层的思考、阅读、写作固然很重要,但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更低的社会下层人士的阅读和思想也同样值得研究。

木拓法帖与印刷术

以往追溯印刷术的起源,都将石碑拓印作为印刷术的重要技术源头之一,但并未对与印刷术关系更为密切的木拓法帖给予足够的关注。木拓法帖由石碑拓印、石板刻帖发展而来,在所用材质、刻版方法、成品样式等方面已经与雕版印刷十分接近。木拓法帖不是印刷术,但它与雕版印刷术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与雕版印刷术相互渗透、融合。将木拓法帖纳入印刷史研究的视野,不仅可以深化对木拓法帖的研究,也有助于丰富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内涵。

《尚书》德治思想略说

实行德政,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强调了＂德＂对政治的重要作用,施政者如果实行德治,就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尚书》亦十分强调德治。《尚书》又称《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是儒家五经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最为核心的典籍之一。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断限》篇中说：＂夫《尚书》者。

论明代建阳出版业在全国的地位

建阳书坊是明代前期硕果仅存的坊刻中心,中央及地方官府皆委托建阳书坊刻书,建阳书坊成为全国性的出版中心,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政府出版职能。同时,建阳书坊也是全国性的图书发行中心,各地官民纷纷赴建阳购书。建阳出版地位变化的分水岭在嘉靖初年。正德、嘉靖以后,民间出版业蓬勃发展,建阳书坊受制于地方经济及文化发展,无力在高端出版物领域与江南地区的书坊竞争,因而转型并重新定位,出版大量满足中下层民众需求的通俗性、实用性书籍,成为中低端读物出版、发行中心。

包筠雅教授访谈——关于在四堡、金溪、岳池的田野调查

包筠雅(Cynthia Brokaw)女士是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海外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之一。包筠雅教授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历史系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书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汇集了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关于明清书籍史研究的一批重要成果,是研治中国书籍史者必读之书。

讀《四庫采進書目》

程晉芳所獻書中,《學海類編》作爲一部叢書,當被視作一種,自然不會得到題詩和賞書的封賞。《吏部主事程交出書目》所著録的6部書或爲程晉芳代朱筠所呈。《四庫采進書目》與《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録諸家進呈書多有出入,其中原因或爲《四庫采進書目》所收非進呈書目之全部,也不能排除《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存在訛誤。目前比較常用的《四庫采進書目》仍有不少問題,需要對《四庫采進書目》進行重新校理,出版一個新的整理本。

花卉品鉴与雅俗之辨——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刻本《花品》考论

日本内阁文库收藏明万历刻本《花品》,为天壤间仅见之本,鲜为世人所知。该书之体例与内容颇具特色,在古代花卉类著作中独树一帜。该书在前人花卉著述的基础上,以拟人化的花卉品格为主要标准,对各种花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细致的分品,反映了作者独特的花卉品第观念与明代花卉鉴赏文化所达到的新高度,其崇雅抑俗的倾向切合了晚明雅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古代花卉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中还包含对于花卉品种和栽培技术的详细记载,在花卉史、园艺史方面亦具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