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齐文化对中华文明贡献的一部力作──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评介

当代齐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齐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相比较而言，齐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齐国历史、齐文化的整体研究方面以及对齐文化的某个重要人物的研究，如在齐国历史、齐文化的整体研究方面，则有李新泰主编的《齐文化大观》，王阁森、唐致卿主编的《齐国史》，王志民主编的《齐国史》，宣兆琦编著的《齐文化通论》和《齐文化发展史》等，以及齐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齐文化丛书》；对齐文化的某个重要人物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稷下先生、管仲、晏婴等人物及相关著作的研究方面，其著作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然而专门探讨齐文化对后世贡献方面的专著则比较少见，

春秋末期吴国谋霸战略得失辨析

春秋末期,诸侯国吴的地缘环境和后发优势使其在霸政舞台上崭露头角,它存在的历史与晋越鲁等诸国的战略"误导"有重要关联。从战略决策分析,由于其对周边环境的评估、诸国关系的处理、军事力量的使用等三方面的失误,促使其由勃兴走向衰亡。

西学东渐视域下邹衍大九州学说的评价、诠释与改造

邹衍创立的大九州学说在战国时期是一种地理观念。在明朝中期前,因儒家的九州说成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常被讥为“怪迂”“虚妄”之谈。自明朝后期西学逐渐传入中国至清朝中期,以世界地图为基础的世界地理观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少数人重新评价邹衍大九州学说的价值。晚清时期,受西学的冲击,有识之士在世界地理观的视域下诠释邹衍大九州学说。近代以廖平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尝试以传统的天下观为基础融合邹衍的大九州说来建立儒家的世界观。邹衍大九州学说从被否认到重新评价其价值,再到被诠释、改造,反映了中国学者应对西方世界观的挑战以期建立中国特色世界观的艰难探索过程。

荀子“类”观念的认知特征——兼及先秦时期认知特点与走向

荀子“类”观念蕴涵着四层含义,这种“一名多实”“同名异实”现象于先秦文献中常见,反映出先秦“类”认知的经验性与实用性特征。“推类”作为认知途径中的关键环节,以当时物类认知为背景和铺垫,重视社会体验与实践,强调类构,是其认知经验特性的表现。“类”认知的结构特征体现为金字塔型意象图式,反映在塔型认知视域及变迁、权威认知塔顶特征与制度认知塔基特征,是其认知实用性特征的表现。认知经验性与实用性密切结合,体现在认知路径与认知结构的高度关联。荀子“类”观念是先秦时期认知的代表,反映出先秦时期认知的特点与走向。

學術將爲天下興——論方勇教授的治學之道

蓋非常之功出於非常之人,非常之人自懷非常之思想,而非常之思想必收穫非常之學識,積聚非常之魄力,並終將以非常之毅力鑄就非常之功勳。此一切,就治學者言,必秉踐一種“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之精神。無此精神,則“致遠恐泥”。“新子學”的提出與實踐者方勇教授即是如此。解讀方勇教授的治學歷程,歸納其治學理念,探賾其學術精神,可澤惠後學,亦可切磋於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