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等院校通识教育中文化自信的构建--以山东科技大学通识课《中国传统文化》为例

通识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博学多识、通融识见,提高文、史、哲、艺等基本人文素养,并兼具通权达变的能力。通识课《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良好认知,从文化自信的必要性、文化发展规律、建构途径等方面发掘文化自信的形成路径,以激励学生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修业立命。

论大学校园景观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内涵——以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景观建设为例

介绍了山东科技大学学习并借鉴建设部、林业局等国家部委关于"园林绿化"、"树种区域规划"方面等课题的研究成果,在其青岛校区景观工程中充分结合科大校园地形地貌的特点,追求天人合一、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和谐布局、突出历史特色、崇尚绿色生态等景观工程的设计理念及文化内涵。

实效性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互动视野与人文特色——以山东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为视角

课外实践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学生的参与和实践。为增强其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必须体现适时性、增加人文性,从选题设计到程序操作,从理论研究到具体实践,在师生互动及课外实践与课内教学有机结合的双向互动中,整合教学资源,凸显人文特色,并进一步加强对其实践特性及制度化建设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新语境下秘书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山东科技大学秘书学专业为例

如何改革秘书学本科专业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秘书学界面临已久的难题。秘书学本科专业正式列入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使得该专业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山东科技大学秘书学专业以此为契机进行了培养模式的改革,针对以往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优势突出的复合型高级秘书人才为目标,改革课程体系设置,突出专业主干课程,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强化实践教学。

海洋法学专业人才能力结构与培养路径研究——以山东科技大学法学(海洋法方向)为蓝本

"海洋强国"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涉海人才创造了广泛的需求,培养海洋法专业人才势在必行。法治发展的现阶段,海洋法专业人才培养应以复合型、特色型、应用型涉海法律人才为目标,以合理完善的知识能力、良好的职业能力和素质能力作为人才能力的构成要素。坚持"强基础、显特色、宽学科、重实践"的课程体系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海洋法治实验室建设、开展"校地共建"产学研合作,全方位多层次的培养海洋法学人才。

高校思政课教学及考核方法实践改革研究——以山东科技大学为例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考核方法的现状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形式单一,＂满堂灌＂的现象仍然存在形式单一、＂满堂灌＂的理论教学忽视了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开放性发展,忽视学生的自我内化在思想政治道德社会化中的重要意义,只注重教育信息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学生失去了自主性、自觉性。

当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路径研究——以山东科技大学为例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同时对当代青年学生寄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深切的期盼。红色文化基因作为当代青年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精神内核,与我国的五位一体建设血脉相连,与我国“四个意识”相承接。本选题以山东科技大学的个案为问题导向和突破口,探讨当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有效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探索和找寻到合理可行的红色基因传承途径。要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永世不变;使红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文化核心,使红色文化在世代相传中永葆生机和活力,当代青年学生无疑是传承弘扬红色基因的主力军。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研究

【目的】分析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服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能力建设提供建议。【方法】通过梳理研究现状,以部分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例,对照分析其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做法。【结果】当前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完整系统的管理、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低和缺少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等。【结论】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应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申请前置评估制度、培养专业化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完善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以实现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促进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许多知识产权学家提出将职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于科研人员更能促进科技的转化,资源的利用与交易成本的下降。因此,湖北、四川等地通过地方政策的形式试推行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当前职务发明权属制度的创新,该政策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存在问题需要完善,是否合理与合法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长江流域环境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问题研究

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的传统环境司法管辖模式与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生态性、整体性、系统性相矛盾,而流域环境案件集中管辖可作为破解环境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目前长江流域所涉各省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的具体实践存在行政区划分离程度不高、法律规范依据不足、环境司法专门机构设置衔接不畅等制约因素。因此,要明确以流域治理所遵循的整体和系统理论为基础,确立长江流域地理单元为基础的整体环境治理理念,确保集中管辖实质效用得到发挥;确立与完善流域跨行政区划环境案件管辖法律规范供给,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标准遵循;坚持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以长江生态环境法院为基础框架发展完善专门管辖,以便破除行政区划对流域环境司法的阻碍,增强流域集中管辖的规范性、有效性。

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

频发的企业内部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已成为组织管理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基于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在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情境下,个人-组织匹配的类型以一致性匹配为主、互补性匹配为辅;(2)个人-组织匹配的内容包括能力匹配、道德匹配、关系匹配和情绪匹配四个维度;(3)个人-组织匹配负向影响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工作投入和组织承诺在两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完善信息安全管理策略、减少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提供理论参考。

论居住权处分权能的适用价值与立法探析

我国《民法典》对于居住权的处分权能采取绝对禁止适用原则。承袭于罗马法的我国居住权制度以人役性的社会保障为其制度功能起点,旨在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居住权出现的新模式以及域外典型国家居住权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居住权处分权能在我国有着破除限制条件的现实价值。应在居住权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从居住权的多重制度功能角度出发,采取“三编协同”——即物权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衔接之立法体例,对居住权处分权能的扩张进行针对性规范。在保证原有立法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发挥居住权制度经济效益,为投资性居住权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凸显居住权用益物权之本质。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长效机制构建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教育领域的关键议题,强调教育供给主体的协同、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制度的保障,以促进供需衔接,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高校以此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国家—高校—企业外循环”和“高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内循环”的协同机制,构建三维合一的长效发展模式,有助于解决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协同碎片化、要素融合难、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推动创新人才培养,促进学科、技术融合,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行政应急征用与补偿制度的完善路径——后疫情时代突发事件的立法应对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应急征用行为已成为突发事件处理的必备手段之一。但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中应急征用的条款适用范围太窄,以及个别领域的规定付之阙如,疫情期间的应急征用和补偿的争议案件不断发生,尤其是上位法的缺乏导致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高度同质化,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出现了征用主体和征用范围不明确、征用程序缺乏细致规定、补偿标准模糊等突出问题。因此,应当从突发事件的应急征用与补偿事前预防法律体系、高效公平的应急征用事中处理程序框架、突发事件的应急征用事后救济机制三个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应急征用与补偿法律体系,化解行政应急征用与补偿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平衡突发事件处置中公益维护和私权保护二者的关系。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司法实践样态及其创新转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关系到环境资源审判的高质量发展,是有效落实修复法律责任、实现受损生态环境救济的有效途径。鉴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困难性,传统单一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往往难以实现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就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拓展提供了空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通过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创新性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从而不断为我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绿色裁判新样态。通过对相关立法实践与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呈现出“修复优先”的理念趋向,环境司法实践借助行为责任承担方式的类型化区分与创新性转化,来确保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登记对抗主义下相对性物权说之批判

登记对抗主义物权变动规则由设立要件与对抗要件构成,其适用难点在于如何解释对抗要件所产生的登记对抗效力。相对性物权说在承认未登记物权仍为物权属性可对抗一般债权的前提下,主张未登记物权不能对抗特殊债权乃对抗要件发挥其登记对抗效力的必然结果,进而认为,在登记对抗主义下,依据合同设立的未登记物权具有相对性。然而,该学说偏离了物权界定规则与登记对抗规则的位阶关系,对域外法的借鉴未能作出契合本土的诠释,导致设立要件与对抗要件的功能错位。实质上,相对性物权说是以物权的相对性替换债权物权化。特殊债权优先受偿与登记对抗效力不存在必然联系,因而不应纳入登记对抗效力的调整范围。

我国执行回转的制度反思与程序重构——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91至94条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进入单独立法倒计时之际,全面审视与反思执行回转制度正当其时。作为一项移植于苏联的特色制度,我国的执行回转具有减轻当事人诉累、快速恢复原状、兼顾效率与公平等多重价值,但同时也存在背离审执分离与处分原则、缺乏体系建构与程序衔接等诸多问题。执行回转不属于执行救济,也不应内嵌于执行程序之中,而应定性为一种“简略式审判程序”,参照非讼程序原理进行设计。新的执行回转制度应该以判决的形式判定是否回转及其具体内容,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路径,严格限定当事人的范围,适当扩大回转标的的范围,有效细化具体程序规则,理顺与执行程序、另诉程序、破产程序、国家赔偿程序等周边程序的关系。

“非羁码”的风险隐忧与前景展望

“非羁码”作为数字技术与检察监督的跨界融合产物,不仅助力实现数字赋能“云”上监管,还顺应了我国数字检察创新发展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新型法律监督数字化道路的建设。然而,在适用过程中,“非羁码”存在运行困境以及潜在风险,如:研发机关权力边界不明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缺位,诱发“数字伪造”“数字接管”,多元化、系统化的监管联合机制尚未建立等。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手段,“非羁码”应着力降低自身风险隐患,助力维护人权保障与诉讼权利的有机平衡,以实现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新跨越为目标。这具体包括:明确“非羁码”的功能定位与研发机关的权力边界;加强对数字人权的保障;打破思维定式,以“非羁码”使用者的立场为导向;厘清司法主体地位,坚守“技术服务于法治”的初衷;通过优化协作式监管方法,明确各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和数字平台建设及应用的职责,构建多元化联合机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应对新时代数字化的监管体系,助力实现“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