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老年人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前瞻性队列研究

背景体力活动不足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有研究发现体力活动与死亡存在着关联,体力活动对死亡风险的影响在近年来备受关注,但鲜少有针对不同人群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关系的研究报道。目的探究我国中老年人(≥45岁)人群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数据,于2022-09-10提取2799名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变量、生活方式变量、慢性病患病数量等基线资料,依据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评价研究对象的体力活动水平:低水平体力活动[<600代谢当量(MET)/周]、中水平体力活动(600~3000 MET/周)、高水平体力活动(>3000 MET/周)。随访日期为2011—2018年,并选取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的数据进行追踪随访,随访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根据研究对象的生存状态分为存活组(n=2424)和全因死亡组(n=375)。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中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分层分析。结果2799名中老年人随访7年期间全因死亡375例,全因死亡发生率为13.40%。存活组与全因死亡组的体力活动水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ADL受限状况、BMI、吸烟情况、饮酒情况及患慢性病数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调节混杂因素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低水平体力活动为对照,中、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43%[HR=0.57,95%CI(0.44,0.75),P<0.001]和64%[HR=0.36,95%CI(0.27,0.48),P<0.001]。2次敏感性分析结果均显示,与低水平体力活动比较,中、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P<0.001),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分层分析结果表明,中水平体力活动可使60~74岁人群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HR=0.50,95%CI(0.33,0.76),P<0.001],使BMI正常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1%[HR=0.49,95%CI(0.33,0.73),P<0.001];高水平体力活动可使45~59岁和60~74岁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74%[HR=0.26,95%CI(0.14,0.47),P<0.001]、65%[HR=0.35,95%CI(0.24,0.51),P<0.001],以及BMI正常、超重或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71%[HR=0.29,95%CI(0.20,0.43),P<0.001]、64%[HR=0.36,95%CI(0.22,0.59),P<0.001]。结论中、高水平体力活动均可降低中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风险,且高水平体力活动的效果更明显。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角度考虑,45~59岁和超重肥胖人群适宜选择高水平体力活动;60~74岁和BMI正常人群选择中、高水平体力活动均可受益;≥75岁和偏瘦人群尚未形成有充分证据的明确推荐,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选择。

山西省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山西省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强化公众食品安全教育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于2020年12月—2021年3月在山西省抽取2275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最终纳入山西省居民1991人,其中认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高的居民有692人(34.8%)。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食品企业或公司人员、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0元、每日运动、一般信任以及信任政府管理食品安全、一般信任以及信任企业管理食品安全的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较低,OR值分别为0.501(95%CI:0.291~0.863)、0.624(95%CI:0.393~0.991)、0.364(95%CI:0.178~0.744)、0.623(95%CI:0.504~0.769)、0.384(95%CI:0.272~0.541)、0.288(95%CI:0.204~0.407)、0.397(95%CI:0.292~0.539)、0.389(95%CI:0.280~0.539);食品安全知识得分等于或高于平均分、关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损失程度得分等于或高于平均分、信任媒体不传播谣言的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较高,OR值分别为1.305(95%CI:1.036~1.644)、1.725(95%CI:1.017~2.926)、2.323(95%CI:1.863~2.896)、1.392(95%CI:1.053~1.840)。结论山西省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处于较低水平,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运动习惯、食品安全知识得分、食品安全关注度、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损失程度得分、媒体信任水平是影响山西省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程度的主要因素。

山西省太原市学龄前儿童不良进餐习惯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不良的进餐习惯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取不足或过剩,影响幼儿的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幼儿免疫力降低、个子长得慢、学习效果差、情绪异常、语言发展缓慢等均可能与不良的进餐习惯有关[1]。同时,幼儿期又是形成食物偏好的关键期,自幼儿时期养成的食物偏好及饮食行为不易改变,对未来的健康有莫大影响。而来自家庭环境中的经验和学习是帮助幼儿形成良好饮食习惯的关键因素。

孕产妇母婴健康信息辨别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当前母婴健康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但质量监管滞后,孕产妇对健康信息的辨别成为一大挑战。目的探讨孕产妇母婴健康信息辨别能力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6年11月—2017年8月在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博爱医院和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卫生院就诊的孕产妇实施调查。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主动获取母婴健康信息频次、互联网信息的影响、是否具备基础性母婴健康知识/信息、有无在孕妇学校学习、健康信息获取途径、健康信息辨别能力、母婴健康信息人际交流网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孕产妇母婴健康信息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58份,有效回收率为78.00%。345例(40.21%)孕产妇自感辨别母婴健康信息有困难。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健康意识强〔OR=1.354,95%C(I 1.015,1.805)〕、主动获取母婴健康信息〔OR=1.364,95%CI(1.073,1.733)〕、具备基础性母婴健康知识/信息〔OR=1.523,95%CI(1.106,2.097)〕、母婴健康信息交流网规模大〔OR=1.461,95%CI(1.092,1.955)〕的孕产妇健康信息辨别能力更强(P<0.05)。互联网信息的影响会降低孕产妇的母婴健康信息辨别能力〔OR=0.509,95%CI(0.340,0.762),P<0.05〕。结论孕产妇的母婴健康信息辨别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强母婴保健基础性知识/信息的宣传教育、孕产妇健康意识和信息获取动机的培养,鼓励孕产妇寻求广泛而专业的社会支持,强化对健康信息质量的监管,有利于提升孕产妇母婴健康信息辨别能力。

基于目标群体指数和对应分析的孕产妇母婴保健信息需要研究

背景 母婴保健工作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孕产妇健康信息需求是母婴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和掌握孕产妇健康信息需求情况对改善妇幼健康与安全有重要的意义。目的 了解太原市孕产妇母婴保健信息需要,以及信息与获取途径的对应关系,为有效开展母婴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2016年11月-2017年8月在太原市1所省级妇幼保健院、1所民营医院及1所乡镇卫生院的门诊就诊的1 100例孕产妇的母婴保健信息需要进行调查。采用目标群体指数(TGI)和对应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收回有效问卷1 048份,有效回收率为95.27%。结果 孕产妇对产前检查(70.90%,743/1 048)、孕期营养(68.42%,717/1 048)、新生儿保健(52.29%,548/1 048)信息的需求较多,对生育保险(23.85%,250/1 048)、分娩镇痛(28.53%,299/1 048)的需求较少;孕产妇获取孕产期心理保健(31.77%,333/1 048)、分娩镇痛(25.19%,264/1 048)、孕期常见身体不适的缓解(24.90%,261/1 048)、生育保险(24.24%,254/1 048)等方面的信息时较困难。不同年龄(χ^2=18.331,P=0.787)、学历(χ^2=20.139,P=0.065)的孕产妇对母婴保健信息内容的需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对各类信息需求的TGI有所不同。不同居住地(χ^2=23.288,P=0.025)、孕产期(χ^2=56.181,P=0.017)的孕产妇对各类信息内容的需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不同特征孕产妇对各类母婴保健信息需求的TGI不同,获取不同类别的母婴保健信息偏好不同的获取途径。为此,健康教育应主动回应孕产妇对母婴保健信息的需求,针对不同孕产妇设计不同的信息内容、采取其偏好的传播途径,实施精准传播。

孕产妇获取母婴保健信息的行为偏好研究

背景妇幼健康促进是妇女儿童健康素养提升计划的重点,已被列入健康中国行动。传播母婴健康知识,培养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是提高孕产妇健康素养的具体举措。目的 分析孕产妇获取母婴保健信息的偏好,为有效开展母婴保健服务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对2016年11月-2017年8月在太原市3家医疗机构门诊就诊的1 100例孕产妇进行横断面调查。从获取信息的途径、形式、时间、地点多个角度识别孕产妇获取母婴保健信息的偏好。结果 共收回问卷1 04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27%。孕产妇实际利用最多的途径是手机(768例,73.28%)、产检医生(503例,48.00%)、电脑网络(474例,45.23%)。孕妇学校、产检医生和社区医务人员的期望利用率高于实际利用率,电脑网络、手机、人际途径期望利用率低于实际利用率。孕产妇选择母婴保健信息主要考虑是否可靠(620例,59.16%)、需要(533例,50.86%)、方便(473例,45.13%)。结论 孕产妇目前利用的信息获取途径与期望存在差异,可靠且方便是孕产妇获取母婴保健信息最关注的特征,提示母婴保健信息系统应重视这两方面的建设。

空巢与非空巢老人失能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残疾问题不仅影响老年人自身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而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空巢与非空巢老人在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预测其在失能状况方面可能也存在差异。目的研究我国空巢与非空巢老人失能状况及影响因素,为把握老年人养老需求、实现健康老龄化提供可鉴之据。方法2017年10月,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追访调查数据中,选取≥60岁的空巢老人2 023人和非空巢老人2 141人,运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量表进行失能判定。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空巢老人和非空巢老人失能的影响因素。结果与非空巢老人相比,空巢老人大多配偶健在、喜饮酒、有更高的文化程度且分布在东/中部、城镇地区(P<0.05)。空巢老人总失能率为8.1%,非空巢老人为8.9%,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自评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沮丧)是空巢和非空巢老人失能的共同影响因素(P<0.05),睡眠障碍和饮酒情况是空巢老人失能的影响因素(P<0.05),性别、慢性病患病种数则是非空巢老人失能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失能率无差异,但影响因素却不尽相同。在对老年人采取综合干预措施的同时,还应针对其是否空巢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空巢老人焦虑状况及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与决策树分析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空巢老年人比例持续上升[1]。预计至2030年,空巢老人家庭比例将达到90%[2]。焦虑作为空巢老人最突出的心理问题之一[3],不仅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同时对其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重要影响[4]。本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与决策树两种模型探讨空巢老人焦虑的影响因素,为改善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提高生命质量提供防控依据.

山西省居民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恢复购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山西省居民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恢复购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出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建议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0年12月-2021年3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山西省抽取11个市70个样本县共2275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山西省最终纳入分析的1991名居民中,表示在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发生后不会恢复购买行为者1045人(52.5%),会恢复购买行为者946人(47.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5000元、患慢性病、一般关注食品安全和对企业管理食品安全信任水平为信任的山西省居民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更易恢复购买行为,女性、食品安全知识得分等于或高于平均分、认为中国食品整体风险大和对政府管理食品安全信任水平为信任的山西省居民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不易恢复购买行为。结论山西省居民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恢复购买行为处于中等水平,对中国食品整体风险评价、食品安全关注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政府管理食品安全信任水平是该地区居民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恢复购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空巢老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山西省空巢老人抑郁现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为预防和干预空巢老人抑郁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抑郁自评量表和一般情况调查表对山西省4 901名空巢老人进行问卷调查,并拟合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山西省空巢老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64. 2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对抑郁症状有直接影响(P=0. 028),总效应为-0. 978;经济状况对抑郁症状的作用大小为0. 086(P=0. 030),社会功能对抑郁症状的直接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 173),其可通过与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的相关来作用于抑郁症状。三个潜变量之间相关(均有P<0. 05),健康状况与社会功能相关性最强(r=0. 942),其次是与经济状况(r=0. 718),社会功能与经济状况相关性为0. 683。结论本次调查的空巢老人大部分存在抑郁症状。健康状况是空巢老人抑郁症状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功能通过影响健康状况、经济状况进而作用于抑郁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