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山西省静乐县农村淘宝为例

当前,农村电商对于提升贫困农民内生动力、促进农村地区精准脱贫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应出台各种政策,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农村电商。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电商还存在农民接受程度较低、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基础建设成本高、人才缺乏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电商扶贫的效果。因此,应当从完善政策、加强电商宣传、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加强电商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农村电商在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更大作用。

村级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山西省392个村的调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村级党组织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对山西省村级党组织建设状况的调研发现,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面临着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受限、党群关系亟待改善和优化等一系列新的挑战。为此,应探索有效对策以促进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党员队伍年轻化,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强化阵地和堡垒意识,完善组织建设;丰富党建内容,完善党建机制;落实党建相关配套措施,加强党建工作保障。

农村基层村务监督机制完善研究——基于对山西391个村2062个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当前,村务监督组织建设基本完备,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条件、农民参与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村务监督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导致村务监督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催生了基层苍蝇式腐败。形成农村基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稳定有序,必须要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让村级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基于对山西农村村务监督运行状况的实证调查研究,认为完善村务监督机制可以尝试从加强分类指导、注重顶层设计、完善运转机制、拓宽参与渠道、加强基层政府引导等角度予以完善。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影响的多维测度——以山西省为例

笔者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指标统计描述、县域经济活力指数分析、双重差分模型定量测度3种方法,对始于2007年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进行多维测度。研究发现,考察期内试点县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增幅普遍高于非试点县,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主要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试点县县域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经济活力指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显著改善了试点县的财政收支状况,但对试点县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仍不明显。多维测度结果均表明,当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山西省试点县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显著,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经济特区的产业转型水平测度及其增长效应

产业转型是伴随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清产业结构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真实的经济发展场景中考察比较五个经济特区的增长与结构演变差异,从单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产业转型的增长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产业转型的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递减趋势,长期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产业内的技术进步;不同地区产业转型的结构效应在长期的演化方向大体一致,但演化路径却存在极大差异,可持续增长要求兼顾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转型根植于经济增长系统,两者互为因果而动态累积,可持续增长要求总量与结构的相互适应。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的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基于河南省“三农”智库的实践探索

[目的/意义]针对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智库建设问题,建立一套新型的、特色的、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智库,能够从理念上推动地方经济的成功转型。然而,随着全国智库浪潮的兴起,智库建设过程中乱象丛生,特色新型智库是破解各地重复建设现象的关键所在。[方法/过程]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三农"智库将成为中国智库建设浪潮中的特色平台、特殊平台、特长平台。河南在"三农"智库建设上必须抢先一步,抢占先行优势,全面丰富思想市场。河南乡村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依赖于理念的推动,缺失理念的社会将陷于死寂,转型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思想市场是新的理念出现和传播的源泉,也是政府公共政策供给和优化的重要条件。[结果/结论 ]研究表明:着力建设中原农村发展智库示范区,积极探索中原经济区协同发展新模式,建设路径包括:(1)在整体规划上,坚持官方与非官方智库多元发展、百花齐放;(2)在智库建设的着力点上,坚持内容重于形式;(3)在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上,坚持依法治库;(4)根据不同区域、行业的差异化特征,建设相应的专业化智库。

农业新常态下粮价下跌与粮食安全的两难出路--基于河南省25个村庄1169个农户的入户调查与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战略和粮食安全过于依赖粮食产量的增加,却忽略了通过降低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粮食保护价政策进一步导致国内农民忽略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结果是国内外粮价倒挂和国外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粮价下跌和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日益突出。文章基于农业大省河南25个村庄1169个农户的田野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业转型的着力点可能在于:在发展战略上,从粮食产量导向转为成本节约导向,着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国内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从根本上应对粮价波动风险;在具体路径上,坚持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的分类流转;在主体培育上,政府牵头培养孵化职业化农民,形成专业化的粮食种植局面和市场为主的粮价形成机制;在政策保障上,精确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和补贴效率,科学规范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标准,增强种地的抗涝抗旱能力。

村集体经济弱化背景下村治资源的获得与利用——基于山西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

在我国村庄治理中,村集体经济弱化引发的村庄治理资源短缺成为许多村庄陷入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对山西一个典型村庄治理资源获得和利用方式的调查发现,村集体经济弱化的村庄存在着丰富的治理资源,摆脱村庄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调动村庄内生治理力量,整合村庄分散治理资源,建立合作共治的村庄治理资源获取和利用机制。

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变迁与经验

回顾四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演进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乡村治理自我探索时期、乡村治理制度化建设时期、乡村治理组织化建设时期、农民主体能力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乡村治理国家整合时期。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变迁蕴含着鲜明的中国经验:(1)中国政治体制优势下的国家高位推动;(2)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3)遵循试点到整体的渐进性改革路线,构建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角平衡格局。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实践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改革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西欧近代城市化的路径差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英、法、德三国城市化的比较

在不同国家,城市化的路径存在广泛差异,差异化路径导致了大相径庭的城市化结果。本文综合比较英、法、德三个代表性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主体类型、主体互动以及主体的差异化偏好,结果表明:(1)特定的发展场景塑造了不同偏好类型的城市化主体,进而决定了这些主体对城市化的态度和行为;(2)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联和良性互动是城市化健康推进的根本保障,利益冲突会导致城市化沦为特殊阶层的食利工具;(3)对于当下中国,新型城市化必须转变资源整合方式,促进多元参与,引导广大市民(农民)、企业和政府共同融入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共享式发展。

村治实验: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及逻辑

以传统中国乡村自治以及近代以来农村基层民主的历史变迁为底色,以"制度"、"组织"和"能力"为核心要件的三场"村治实验",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和实践逻辑。一是发展样态:从传统农民的臣民意识,经过近代的权利启蒙,到现代的政治动员,再到自主的农民民主能力建设;从传统村落"自治"到近代的乡村建设,到农村集体化,到村民自治,再到协商民主。二是实践逻辑:农村基层民主逐步实现民主价值与民主技术的统一,民主客体与民主主体的统一,民主的制度、组织与能力的统一,以及民主建设与治理有效的统一。归结起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和发展是乡村社会内在需求与现代国家建构双向互动的民主。这一民主样态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张力中发展,在"适度"与"过度"的微妙平衡中推进,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思想观念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落差,农本价值解体。通过乡村文化振兴,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乐感,才能激发起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并努力振兴乡村的活力和动力。在现阶段,农村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要加强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提高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形成健全的供给体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注重文化供给的可接受性,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文化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礼俗到法治: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秩序变迁

历经近代西方国家的冲击,维系传统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礼俗秩序不断枯萎,但其依旧是影响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重要秩序。"法治秩序"伴随着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不断渗入基层社会政治生活,但在撤社建乡后,法治秩序由于基层政权被削弱而呈现出一种近乎于"无秩序"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民众个人利益得到增长,群体利益不断分化,非正式力量不断地影响基层社会,使得当前基层政治生态呈现出非正式与正式、传统与现代、礼俗与法治多元秩序交叉共存的局面。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政治生态并不是要割裂传统,而是着力于在传统礼俗秩序和现代法治秩序的交融中找到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秩序基础平衡点,既要不断完善法治,又要给礼俗秩序预留发展空间,不断促进礼俗与法治的接轨。

区域社会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

农村集体统一经营与个体家庭经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经营形式。它们究竟是领导人头脑的产物,还是外部嵌入的?本文认为:这两种经营方式都有其内在的根基,是有根之木,即是在中国的自然—社会—历史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这一根基又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点。正是南北区域造成的村庄微观基础和主客观互动机理的差异,使得集体经营率先在北方发生且至今还有较大影响;而家庭经营则率先在南方发生且在全国长期延续。在农村发展中,国家决策要追求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差异性,因地制宜。因此,要深度认识中国这一超大国家各个区域的"地"性。

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与互动机制--以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规划性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设动力问题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以往的新农村建设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得不到保障,主体性观念得不到呵护,主体性作用得不到发挥。由此,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在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形成建设的合力,进而通过机制创新建立互动机制,从而形成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动力,破解新农村建设动力不足的历史性难题。

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村霸问题及其治理

村霸问题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治理急需创新背景下出现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村霸操纵基层选举、侵蚀基层政权,损害村民权益、恶化干群关系,漠视法律法规、破坏乡村治安。现行村霸问题的产生来源于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因它发生在社会治理的最基层,受害对象是最缺乏防范能力的村民,如长期、广泛存在将反作用于基层治理的生态环境,造成基层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严重退化。对村霸问题的治理只有通过精准打击与多维监督减少现有村霸存量与通过法治建设、制度优化、机制创新抑制村霸增量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标本兼治、正本清源。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逻辑

回顾中国治理发展的演进历程,经验对中国治理实践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对经验系统的微观结构分析发现,经验主体、界限和层级要素的良性互动提升了经验的科学性。为规避治理过程的风险干扰,可依靠实验性经验的发生,通过控制经验界限的伸缩和经验层级的拓展,形成趋于稳定的治理结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实验性经验治理的目标是追求国家治理的渐进性与稳定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逻辑。

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预测方法评价

财政收入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保障,精准的财政收入预测则是优化财政预算,引领精细化、科学化财政管理的前提条件。经济发展程度、物价水平、宏观经济环境、税基变化、收入分配差距、企业经营状况、税收政策、征税成本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未来财税收入的变化,各项因素之间的交叉与复合作用进一步加大了财税预测的难度。在综合比较和评价灰色分析法、逐步回归法、协整分析法和组合分析法的基础上指出,不同地区的财税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合理的财税预测必须考虑地区的特殊性,选择相应的解释变量和预测方法,同时完善财税工作机制,完善财税预测体系,提高财税预测的专业化程度。

国家治理条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与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和方法基础。国家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革过程。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提供的条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包括国家治理都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条件制约,国家治理只有根据不同的条件,制定合适的治理战略,实行有效的治理方式,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绩效。本文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