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即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已形成了水利、晋商、秧歌等资料专题特色。本文对近年来所收集整理的五千余卷、上百万件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公社、大队、生产小队档案数据进行大概介绍,期望能够得到学界关注。

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3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整体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三十而立,回顾与前瞻同样重要。

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

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渐趋兴盛,既有讨论社会史视角对当代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也有对当代史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提出反思,从而将社会史的引入作为当代史学科体系建立和研究走向深入的新途径。利用新资料、新视角、新方法进行的微观实证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对其进行讨论和交流,有助于推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未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古代、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优秀成果,而且要在资料、视角和写法等方面确立自身的学术话语系统。

“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倍加受人青睐。可以说，就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而言，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有了一定长足的发展和积累，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发展显得更为强势一些。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却姗姗来迟，明显滞后了很多。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

《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研读《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编发的上海诸位学界同仁的文章，颇多启发。兹就个人近年所思所想，付诸笔端，以供讨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整风研究——以山西省左权县为考察中心

战争年代,受国内战争形势和基层社会双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基层党支部组织不健全、发展党员重量不重质,部分党员革命意志不坚定。鉴于此,党开展了支部整风运动,以开小组会议和个人反省为主要方法。基层党支部整风,不仅关乎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的成功,也是实现基层控制并构建基层社会新秩序的必要举措。

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反行为”研究——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在集体化时代,国家倡导和强调社会主义理念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在社会运作中的积极实践,但乡村传统的经济理性、人情关系、重情不重理的生活逻辑与思维定势而非科层的现代管理体制,在乡村公共管理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乡村干部的"反行为"看,他们占有较多的政治、社会资源,居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同时也利用了国家的权威;普通群众处于社会下层,居于被支配地位,并努力寻求干部庇护。村庄公共事务的运作和干部组织的内部管理呈现出一定的无秩序状态。党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国家的权威遇到了乡村的生活逻辑和村民生存理性的挑战与消解。

超越村庄:“泉域社会”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

泉域社会作为一个理论解说模式,是为克服村庄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局限性而提出来的。泉域社会首先是水利社会,而且是水利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型,泉域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之所以要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正是考虑到中国地域空间的差异性、水利在地域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地域社会对水利所具有的不同态度和策略。这样就可以真正从中国地域社会的水利问题出发,瓦解魏特夫大而化之的"治水学说"及其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并发掘出中国水利社会的多样性特征,凸显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以社会史视角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后新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历史表现各有不同，但又都有其共性。本文讨论思考的对象主要限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多涉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关问题，进而又会牵连到革命年代的农民社会构造问题。就此而言，我们将社会主义改造称之为新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未尝不可。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走向田野与社会: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实现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走向田野与社会》正是此种学术理路影响之下的结果。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提炼出区域社会史眼究的理论与方法,即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首先要把握区域特性,注意区域内在的历史分期,并要从长时段对区域史进行把握。同时,区域史研究需要有"整体性"的关照,"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制度史,注意考察社会史的政治语境"是实现"整体性"的有效路径。另外,通过田野考察,既可发现新的问题意识、搜集到具有区域个性的材料,又能加强对历史的理解与感悟能力。这种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或可概括为"走向田野与社会"。

重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集体化时期农村技术、卫生和教育为讨论中心

近年来,伴随地域性档案资料建设的长足进展,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地域史转向方兴未艾,体现了由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向局部性的微观叙事转型的历史建构过程。然而,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基于集体化时期农村技术、卫生和教育的视角分析,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广泛历史实践,为当代史研究的再出发开辟新路径;并以足够的学术自觉避免直接以地域性史料呈现去简单对接总体史视野下的当代史问题研究,进而构建出一个更加贴近"政治与日常"历史演变脉络的本土化叙事架构和话语体系。

医疗漫画: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素材

通过梳理晚清民国医疗漫画的兴起、概貌与社会影响,借鉴跨学科研究的路径,聚焦于医疗漫画的创作内容与视觉表达,从疾病中的可见与不可见、“生生之具”、科普启蒙与卫生教育及其对社会时事的讽刺与隐喻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了视觉图像背后丰富且复杂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内涵;阐明了对医疗漫画的研究既要深入漫画,又要跳出漫画,立足于整体史的视野,注重以小见大与发掘漫画图像的证史功能。在此基础上,以冀深化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面向,推动医疗漫画研究的不断拓展。

停滞与潜流:蒙元时期北方汉地的教育兴复与社会变迁——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蒙元帝国于北方崛兴,分别于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由此完成全国统一。金蒙战争后,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汉地进行了长期的地方庙学重建活动,逐步恢复了儒家教育与祭祀典礼。通过对山西地区教育兴复和社会特征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窥见在战争破坏与科举停废的双重影响下,儒士的地位产生动摇,区域社会中的精英角色呈现多元化发展,在当地官吏倡导之下,僧道、世侯豪族及普通民众的支持是汉地教育秩序恢复的重要因素。在科举制度恢复后,儒士们试图通过重塑社会规范,以此巩固社会地位,重新获得话语权。

以食为镜:革命、动员与日常——以山西省北大寺为中心的微观史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也是近代中国社会革命话语变革中一个富有特色的"名词"与"尺度"。丈量食物的"少与多"、"好与坏"、"管与放"等等,可以从中窥视到建立在"食物"基础上的社会革命的一种动员。这种动员,通过对"食物"人类必不可少的物质的分配,从而干涉与引导了革命。文章立足于微观史学,试图以山西省一个普通的村庄北大寺为例进行深入的剖析,力求解读食物折射下的社会革命、动员与日常。

清代前期山西省的荒地数字与垦荒进程新探

清初确定以万历原额为准的定赋原则后,各地田赋重整中通过“剔荒征熟”形成大量荒地数字。通过对清初山西省的考察可见,这些数字主要指土地原额中的除豁荒地,受除豁政策影响,其中包含部分明中期以后形成的不堪耕种荒地,但不含大量明末清初形成的易垦抛荒地,在无主有主的分类处理和前后相继的清查除豁中,形成了滞后性、层累性和系统性缺失特征。清前期垦荒进程中,这些荒地数字是统治者判断垦荒情形的重要依据,报垦也以荒地数字为基础展开。因此,尽管雍正以前山西报垦情形不佳,实际的荒地垦复进程应比报垦数字反映的情况开始更早、规模更大、完成更快,其空间发展过程也与报垦反映情况有所差异。

历史课堂要“走向田野与社会”——关于区域社会史教学实践的一个新理念

伴随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研究经验与教学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显得迫切而又重要。也就是说在相关研究方面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对大学历史教学具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或者说研究实践如何与课堂教学彼此促进。鉴于此,"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理念,可以为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尝试。

生计与生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经济与农民日常生活——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在集体化时代,为保障农业集体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并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国家通过经济制度安排的约束、政治意识形态的引导以及社会流动上的限制等手段使农民投身于农业生产,但劳动安排和工分管理的不足使集体生产产生困境。一些农民往往跨越国家政策规定的界限进行手工业劳作和倒买倒卖,这些手段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受到约束限制,有些人甚至因此而被戴上"帽子",成为"阶级敌人"。不过,村民依然通过非农业劳动甚至偷盗来获得生存所需。农民的生存理性和村庄传统对于农民的生计观念和谋生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的现代性逻辑遭遇到农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抵抗,使看似无可辩驳、无法更改的人民公社体制机体受到村民虽然微弱但却是日积月累的侵蚀。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人口增长、资源紧张、开发无度、环境恶化、灾害(尤其是峪水灾害)频仍,山西省城太原南郊著名的晋祠泉水10年前已彻底断流,晋水流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环境的演变虽然“时过境迁”,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