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对山西近代化事业的人才贡献

创建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不仅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对应的近代专业、大力推进教学方法转型、加强具有近代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山西乃至全国近代化事业提供了积极的人才支持。

山西大学堂开内陆省份创建大学之先河

在近代大学教育发展不均衡时期,山西的近代化进程虽然缓慢,但山西大学堂的创办为中国内陆地区创办近代大学树立了成功的样板。山西大学堂在当时不仅开创了山西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推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布局向内地的延伸,促进了内陆省份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为中国近代大学的教育草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校绿地景观格局指数评价研究——以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南校)为例

选取两所区位相对一致的代表性高校,使用RS、GIS技术,结合实地勘察与测量,依据景观生态学异质性原理,对两所大学的绿地景观系统进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与评价。为今后该两所高校的景观绿化提供意见与参考。

在野之谈:太行山田野作业的经验与方法——基于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系列调查的探讨

围绕太行山展开连续大规模田野作业是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的学术传统与重要特征。在近五年的田野作业过程中,中心师生接受了考察前的技能培养与学理规范,经历了考察时的不同实践层面与现场状况,以及开展了考察后的深入研究与成果输出,从而积累起一套较为丰富的田野作业知识与经验。对其适时进行凝练和总结,具有促进学人提升、学术创新与学科拓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文化实践思想与乡村社会改造——以山西根据地冬学为例

毛泽东的文化实践思想是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对华北乡村社会中传统的大众教育方式"冬学"进行了重新建构。新"冬学"运动与乡村改造相结合,完成了根据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建设。"冬学"运动的典型事例深化了毛泽东文化实践思想这一理论对革命指导的伟大意义。

历史与经验:中国现代农业技术路径探索——以20世纪50年代的山西农业技术变革为中心

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核心是农业技术的变革,而农业技术变革的过程也是农业技术路径选择的过程。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技术的路径探索已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前人只是从农业技术选择的外部条件,以及国内外技术措施对比进行研究,没有从农业技术本身变革的过程来探索。鉴于此,文章拟以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开展的农业技术变革工作为中心,从传统到现代化演进的角度来探索农业技术发展的路径选择。

论清末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兑票发行问题

晚清最后数十年中,山西票号京师分号曾发行过横竖两种形制的兑票,此类票帖在清政府默许下依托票号信用在京师本地市场中广泛流通,可执行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从性质上看已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此类兑票与市面上流通的其他本票型银票有很大相似性,但与票号自身在汇兑业务中使用的汇票又有本质不同。就票号自身而言,兑票的发行是京师分号进行的重大金融创新,背后建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广泛流通的兑票补充和延伸了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在本地市场开展的各项业务,大大缓解了分号缺银的难题,但挤兑和滥发等问题也对其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西金融机构有各自产生及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并未故步自封,反而不断进行创新以满足逐渐提高的金融需要,因此在评判和定性相关问题时既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回归其自身进行分析研究。

山西孝义皮影戏古戏台的声学智慧

皮影古戏台作为工致的文化遗产,学界多从其历史沿革和建筑造型的角度入手研究。本文基于对孝义仅存六座皮影古戏台的田野调查,一方面从这些古代戏曲的“活标本”中挖掘皮影戏的内核,另一方面则聚焦于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制对声音传播的影响,深入探讨皮影古戏台的声学价值和意义。研究表明,戏台不仅是固态的戏曲演出之所,更是凝聚匠人声学智慧的载体。为了让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具身体验,设计之初便通过声学知识别具匠心的应用,使戏台拥有良好的声学效应。

山西金代建筑的建筑特色与历史价值

金代处在中国古建筑发展的高潮期,金代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山西保存的金代建筑数量和质量都是最高的,且由于山西处于当时各民族冲突融合的最前沿,其地区性的建筑特色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说来晋北长期受辽统治,故受辽的建筑风格影响较大,而辽又大量保留了唐代建筑雄伟的主基调,因此晋北金代建筑普遍呈现"豪劲"的风格;晋中、晋南除去一些细微的风格差异以外,主要是继承了宋代"柔美"的建筑主基调。

清末民初山西会馆文化意义再探讨

清末民初各地山西会馆的文化内涵发生显著变化,这既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又与其此前在地化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会馆产权主体的缺失是该表象背后的实质。这一阶段的山西会馆无论存留与否,所展现出来的更多是超越实体层面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被用作公共空间、地理标识和地方记忆三个层面之中。此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既可以让我们突破现有的功能分析框架,又能使零散、简略的史料得到充分、集中的解读。

生态脆弱区旅游景观格局研究及案例分析——以山西右玉县为例

目的建设生态脆弱区旅游景观空间分布格局和生态安全建设格局。方法运用景观结构、系统论等理论方法。结果研究区旅游景观被详细分为基质、斑块和廊道。其自然景观有地文景观、水体景观、生态景观;人文景观有遗址景观、建筑与设施等。结论研究区的旅游景观应划分为"一心十区"的基本旅游格局,景观生态安全建设格局的构建要从水生态系统恢复、严格管理开山采石、景区容量控制与预警等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基于SERVQUAL模型的博物馆游客满意度研究——以山西博物院为例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度量游客在博物馆的满意度对于改善博物馆旅游的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博物馆的游览特征和影响因素,文章构建了用于测度游客满意度的SERVQUAL模型;并以山西博物院为例,在量表设计和问卷调查基础上,对游客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可达性"、"特色活动"以及"服务质量"等游客满意度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善博物馆游览品质的政策建议。

山西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民俗学视角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农耕文明和现代人类乡愁记忆的共同载体,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顺应新形势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成了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实行保护前提条件下的旅游开发不失为一条破题之路。以往的传统古村落旅游开发研究多集中于产业路径、开发模式、空间保护、社区参与、产品设计等角度,文化角度涉及的不多,而古村落的魅力恰在于其蕴含乡风民俗的特色乡土文化,因此文章从民俗学视角将传统古村落文化中民俗事象、俗民群体、民俗传承纳入研究范围,在地化开展山西省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主体、发展环境、产品文化创意和市场联动的共生模式动力机制研究,并针对当前山西省古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度低、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农户参与性不充分及旅游市场链条延展不够等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影响因素的动态演化研究——基于山西古村落“煤转旅”个案的质性分析

文章以山西省古村落煤转旅个案现场为调研对象,以经济转型理论为基础,对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和沁水县的6个古村落进行质性分析,探索乡村集体经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促进其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动态演化规律。通过对经济转型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多角度构建乡村集体经济转型不同阶段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对6个古村落实地文本数据进行扎根分析,探索乡村煤转旅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乡村集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关键影响因素存在着动态演化的特征:转型起步阶段,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基层组织自治水平、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强;进入转型发展阶段,社会资本因素和政府支持力度成为古村落可否跨越发展瓶颈期的关键;成熟阶段,成立合作型集体旅游企业,借助企业的市场化导向推力,加强社区网络建设,重建地区文化价值体系,进而提升古村落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集体经济成功转型。研究结果回应了经济转型理论中促使经济变迁的关键因素在古村落煤转旅实践中的作用,古村落资源的集体产权性质、乡村亟待重建的意识形态、国家治理效率目标下的村社自组织创新是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理论维度。

新教与山西近代教育

近代山西的天主教、新教均将教育作为一种传教手段,积极创办教会学校。但由于意识形态的追求、历史经验及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天主教与新教在山西不同的教育实践活动。新教教育凭借其在办学时间、数量、质量等诸多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成为近代山西教会教育的主要成分,奠定了山西近代教育的基础。

明清时期山西虎的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历史时期,山西曾是华北虎的重要栖息地。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考证出明清时期山西共计79个州县有老虎分布,发生虎患州县共计33个。虎患发生的原因应从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和老虎自身的习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仅根据虎灾分布状况,难以描绘出老虎清晰的消退轨迹。

山西省西山地区退耕还林效益评价

山西省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系统十分脆弱,历来以水土流失严重而受到广泛关注。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并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退耕还林工程效益进行评价,能够反映出工程实施对区域生态、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山西省吉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其2000—2008年间的退耕还林工程进行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和效益分析。结果表明,吉县退耕还林工程效益2000年为负值,从2001年开始发挥出来,2000—2008年间综合效益逐年增加,在时间序列上呈积累式增加趋势。

我国旅游购物市场分析与发展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旅游购物对目的地旅游收入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最大的领域之一。通过对我国旅游购物市场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山西省旅游购物市场发展现状为例,提出了旅游购物市场的发展对策及支持保障措施,期望对促进我国旅游购物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晚清山西商人与河北棉花贸易研究——以商业文书为中心

清朝晚期,河北棉产区形成产地市场与中转集散市场两级市场体系,通过与外省棉花消费市场相连接,河北棉花得以大量外运。外运路线分东西南北四条,囊括华北大部以及西北、华中部分地区。山西花商在棉产地与消费市场广设花店,并凭托由制度化的书信经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以资金融通、清算为内容的金融体系,构建了完整的棉花贸易体系,实现购销一体化。山西花商也因此成为晚清河北棉花贸易发展的重要内生性因素。河北棉花西运山西,成本由花价、脚费、包装费用、厘金、官税、店用与打用钱(银)等部分构成。在棉花贸易过程中,因各地棉平与货币不同,棉花运往目的地后需对货币和重量进行换算;与其他商品不同,棉花价格以重量表示,花商利润主要来源于棉花在买进卖出时计费重量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