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工作和史学工作的关系——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乔志强在山西省直和太原市档案工作者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同志们;我们山西省档案学会首届年会正在隆重召开,我代表山西省历史学会、山西大学历史系、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向山西省档案学会、全体档案工作者和有关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档案工作和史学工作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史学工作者得到了档案工作者的支持,今后还要得到更多的支持。今天,我谈不上什么报告,裴老刚才讲得很好,很有启发。

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

壬寅之年(1902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一所所大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但旋即相继夭折,其中只有山西大学堂一枝独秀,坚持了下来."山西大学堂还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教学风格和组织形式,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p.77).而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受中、陈过父子与山西大学

陈受中、陈过父子从上个世纪初到70年代,先后在山西大学执教。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动荡年代,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爱国爱民,诚信笃正,治学严谨,热心教育,教书育人,为山西大学乃至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跋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思诚堂集》

清吴碘《思诚堂集》二卷,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集部别集类存目九。但《清史列传》、《清史稿》中之《吴碘传》、《清史稿·艺文志》,以及台湾本之《清史·吴碘传》、《艺文志》均不提到他有文集传世。《(光绪)山西通志》中《经籍记下》虽著录有:“《思诚堂集》二卷,沁州吴王典撰。”并注明“四库存目”,而《(乾隆)沁州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增刻本)与《(光绪)沁州复续志》(光绪六年,1880刻本)中的《人物传》与《文苑传》中又均不提及此书。按《沁州志》乾隆间两次续修,吴碘子吴时谦、吴时讷、吴时谏与孙吴正等均曾参加州志之编纂。亦因此故,该志中《吴碘传》之某些细节记载较《清史列传》、《清史稿》更加详尽。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嘉道之际山西史地学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山西籍的一些学者成为这个时期史地研究的主力军,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传承作用,由此而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本文从清代学术演变,几位山西学者之学术渊源,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几方面做了论述。

“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最初的真实内涵是“文件材料的自然形成规律”，从这点看，具有合理的思想内核和正确的理论认识价值，在我国档案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受社会历史环境、人们的认识水平以及档案学理论基础自身比较薄弱等局限，具有合理内涵的“文件材料自然形成”的命题被“档案自然形成”命题取代，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走入误区。“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17～19世纪西教在山西的传播

探讨义和团运动前天主教、新教在山西传入,传播的历程与概况,考察两教传入的州县及教徒的数量,纠正一些不实认识,并通过对教会的传教方式和教徒入教动机的剖析,揭示当时山西社会的一些特点与问题以及西教能在山西立足发展的社会根源。

民国时期山西农村人口迁徙之分析

民国时期山西农村人口的迁徙流动在整个中国农村 ,特别是北方各省农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此乃当时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的主要特征之一。民国时期山西农村人口迁徙之因主要有灾荒、人祸及其各种经济压力等 ;其迁徙情势是复杂多变的 ,流动是多方位多层面的 ,而这种人口迁徙则对社会影响极大。

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

:明清以来 ,山西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水资源的匮乏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此而引发的大量水案不仅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的恢复 ,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史为鉴 ,人口。

民初农家副业的类型与发展动因——以1912至1927年的山西为例

20世纪以来,随着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副业成为农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纵观当时山西农村副业,已经脱离了小农经济的窠臼,开始进入国内外市场,并与之息息相关,这显然不能简单用所谓的“农村经济崩溃”加以概括。而所以出现这种发展,则与山西当时特殊的自然条件、政治环境、交通发展等因素有关。

阎锡山与日本的前期关系

阎锡山(1883——1960)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窃据山西统治地位起,直到“七七”事变止,除因倒蒋失败而短暂下野外,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约有二十余年,并一度进占平、津,控制华北。“七七”事变前,阎锡山在山西之所以能长斯维持其反动统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投靠日本并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和支持。

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

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冀满红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各地区大都相继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僻处内地的山西，虽说起步较迟，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同样开始近代化。一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相对沿海省区来说，山西比较闭塞。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洋务派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兴办了...

乡村新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以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社会为范围

旧式教育向新学教育的转变是以教会教育为契机的。山西乡村新学教育在清末产生,到民国时得以发展,成为全国普及义务教育最好的省份之一,这主要得力于本地士绅等有识之士及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的进程缓慢。

新发现的山西元代方志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现存山西最早的方志,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印的《山西通志》,在华北地区,仅次于正统十年(1445)刻印的《大名府志》。残本《永乐大典》中,尚保存有较完整的《太原志》和《辽州志》,修于洪武、永乐年间,又较以上二志为早,明以前志则多已散逸。近年来,笔者辑录了数百种山西古方志,

山西刻书年表(宋至明)(一)

山西刻书业由来已久,现存最早的刻本是雍熙三年(986年)绛州宋守真刊印的《佛说北斗七星经》,距今已千年。到金代,平阳(今临汾)成为全国的雕书中心,金、元时期的平水版名闻全国,在我国印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明、清时期,刻书中心虽已转移,山西刻书事业仍在发展,刻书数量大增,刻书地点遍及全省各地。依目前所见资料统计,北宋刻书三种、金十八种,(包括迁至南宋刊印的两种)、元二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