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哲学视域下的情绪自然类研究

情绪自然类问题是情绪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的主张情绪本能的情绪自然类观点与强调心理建构的情绪非自然类观点在解释自然类问题上均缺失了解释的完备性与科学性,特别是缺乏科学实证的实验论证说明与哲学解释。随着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有关情绪自然类问题的新解释方案逐渐生成。现代神经科学的实证性研究,使得对情绪自然类的研究能够聚焦于神经微观与介观层面,并在以神经实体为基础的生成机制解释进路下展开对情绪自然类的合理证成,有望形成一种情绪自然类的神经科学哲学的实在论解释方案。这不仅弥合了过往情绪自然类与非自然类观点的理论局限,更是能够将过往与情绪相关的认知问题拉回到实在的神经科学维度下加以审视,由此神经实体成为解释的基础,自然主义图景成为解释的基石,进一步明晰了科学实在论基底上的情绪自然类问题的本质认识。

试论现象学与当代心灵哲学的融合

现象学与心灵哲学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对共同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为不同思想传统对核心概念的重新解读。当代心灵哲学对“现象学”概念的理解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从对胡塞尔“现象学”演变分析着手,侧重于对意识的经验维度的分析,并引入第一人称和意向性概念;二是在分析经验的主观特性时,对“现象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予以修正,使之区别于相关概念;三是以经验维度的分析为依据,分别从意识和意向性出发,拓展出现象意识和现象意向性。这三个特点通过展现“现象学”概念的引入、修正和拓展,集中反映了当代心灵哲学与现象学融合的认知取向。

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哲学思考

没有登过岳阳楼却写“登斯楼也”。这种“忧”和“乐”在别的地方也会有。《岳阳楼记》强调先忧后乐。忧是实在、根本、主题,其它的是衬托。乐是虚无不实。忧是本,乐是末,非存在。忧是楼记的核心词。忧是朝廷之忧,皇家之忧,不是个人忧思,社会之忧、平民之忧,与存在主义哲学殊异。当代人的忧患意识就是看到环境的危机。虽为迁客、谪守,却没有览物的不同感受。阴晴悲喜,情随景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忠于王室,天下之忧乐乃为忧乐天下。朝政腐败,遭遇打击,作为“迁客”,要求改革,这可能是忧患的内容。迁客骚人,怀才不遇,却倡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这与现代人文精神难以吻合。

理性主义在戴维森哲学中的核心作用

在语言哲学等领域,戴维森与奎因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看起来一致的结论。但是,在这些一致结论背后可能存在的哲学基础的不同,需要给予充分注意。应该看到,由于戴维森的基本哲学倾向是理性主义的,故他在考虑语言理解问题时,是从理性原则出发的。因此,用作自然语言语义模式的塔尔斯基式的真理论、看起来与奎因一致的整体论和善意原则等,都应该被理解为理性原则,而不是奎因意义上的经验认知的助发现原则。重要的是,戴维森哲学作为一种理性主义哲学,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它强调交流者间共享的因果环境,强调外在对象作为语句和信念的内容,并把此种语言和认知的外在主义整合进理性主义的体系之中,从而避免了传统理性主义的一些困难。

对李德毅院士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十问”的哲学思考

关于智能的基本共识,李德毅院士做了很好的总结:“智能是学习的能力以及解释、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是脱离生命体的智能,是人类智能的体外延伸。”在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领域,这意味着智能是一种包括学习、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认知能力,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衍生智能或离身智能。而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就是在不同情境中能够完成各种认知任务的普遍智能,在专门领域(如计算、下棋)可超过人类智能。李院士针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提出的“十问”和相应的十个基础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不仅激发了对人工智能的科学技术研究,也激发了对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20多年来,笔者致力于自己提出的“认知哲学”的研究,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是“适应性表征”(自组织系统特别是认知系统,具有在特定环境或语境中自主地表征目标对象的能力,且这种能力能够随着环境或语境的变化而自主调整和提升)。这里笔者运用适应性表征概念以哲学的方式尝试回应李院士的“十问”。

从技术哲学到工程哲学: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技术哲学走向工程哲学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当代哲学对新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恰当回应。伴随着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科学哲学从技术哲学走向工程哲学也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基于无处不在的技术,哲学家们对技术的不同思考展现了人类对技术性质理解的不断演化,尤其是在当今人工智能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历史关头,人工智能对人类智力的挑战已经关涉如何理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力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成式预训练转换模型(GPT)的工程性质,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从单一的技术手段转变为更多样复杂的工程设计。然而,从哲学上分析这种转变,我们看到的不单是哲学研究领域的更迭,更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工程哲学为当代以及未来的哲学研究带来了更多关于后人类时代的思考。

实验哲学是一种做哲学的好方式吗?——兼评梅剑华《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

作为近几十年来分析哲学内部最重要发展之一的实验哲学,援引实证心理学的调查手段,通过对各哲学分支领域的经典论题做经验探究,展开了对“把直觉作为证据”的传统哲学方法的抨击,进而要求我们重思做哲学的方法。梅剑华《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一书正是对语言哲学这一个特殊领域的实验哲学研究著作。该书不仅从实验的角度考察了语言哲学的各核心议题,更颇具创新地强调了实验哲学与语言哲学于同一层级的互动,最后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思路,给出了对实验哲学方法论的原创性辩护,为实验哲学方法的下一步优化提供了建议,也给哲学方法论的讨论带来了新的思路。

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几个重要伦理问题

作为未来人工智能或强人工智能的一种架构,通用人工智能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通用人工智能作为人工自主道德系统的主体性、安全性、伦理责任和伦理增强问题、可控性和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直接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在通用人工智能还未真正来临之际,人类有责任对其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哲学和伦理反思。

论儒家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方式

人格尊严是在人际关系中才具有实际意义的精神价值,其价值本质是一个人在面对现实中或想象中的他人时,所感受到的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形象,主要表现为人格的荣辱和毁誉问题。维护人格的尊严就是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形象,主要是捍卫自己和他人的荣耀感和社会声誉;其方式有伦理道德的维护方式和非伦理道德的维护方式,即在维护过程中是否还要遵守伦理道德的原理和原则。儒家始终是以伦理道德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他人的以及自己所在群体的人格尊严,主要表现为儒家的以直报怨、自反进德、恭敬辞让、人格教化的道德精神,以及汤武革命、《春秋》大义、天下、民本的思想主张,而伦理道德的维护方式同时也就是儒家获得伦理道德尊严的方式,这无疑是阐发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角度。

从特姆金视角看“纯粹附加悖论”及其意蕴

“纯粹附加悖论”是帕菲特在“未来世代”论题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它反映了伦理学领域不同道德理想之间如何进行权衡的紧张关系,并进一步挑战了实践推理中固有的传递性公理信念。为了解释帕菲特“悖论”中存在的不一致情况,特姆金通过道德后果之“本质比较观”揭示了“悖论”论断所反映的关于狭义的对人产生影响的观点、独立存在人口价值及道德理想本质的基本诉求,进而澄清了“悖论”背后所隐含的强大立场与实践推理中传递性信念之间的矛盾关系。然而,“悖论”诉求所体现的不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判断始终难以融入我们的道德评价与决策,以致陷入一系列道德实践的困境之中。通过特姆金对帕菲特“悖论”论题的阐释与回应能够看到,基于道德理想和实践推理所确立的可取性信念正面临严重危机,因此有必要对道德理想本质与实践推理本质及其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建构文化人工智能的可能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表明,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达通用人工智能的目标正在接近。而通用人工智能要实现通用性、人性化和广泛应用,具有人类文化特征的属性是其必备的要件。将意识、情感、伦理等高级认知因素嵌入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建构具有人性的文化人工智能,无疑是一种可能出路。如何让人工智能成为文化人工智能这种具身人工智能是一个重大挑战。从哲学方法论审视,建构文化人工智能的可能路径包括,智能体的范畴论与语境论的整合,感性与理性的整合,通过机制进行功能建模,通过结构功能实现适应性表征,以及通过语境觉知应对意外情况,最终通过严格的“图灵测试”。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就有望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嵌入人类特有的文化特征,使其成为具有人性的文化人工智能。

基于主动推理的人机交互信任建构

人机交互信任问题日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立论旨趣,尝试对人机交互信任机制加以多面相的审思与建构。随着预测加工理论的兴起,相关探论更是得到了来自于计算神经科学向度的理论预设与方法论支撑。在此视域下,作为其基本理论构件之一的主动推理为人机交互信任机制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整合性认知架构。由此,基于将人际互动推展至人-机共同构成的异质系统的适用性分析,以主动推理逻辑框架对人机交互信任样态与特征加以阐释,对于建构一种新的人机交互信任的实践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历史意义及实践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不仅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而且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深厚而严谨,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与历史意义,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持和清晰的行动指南。面对新的文化发展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向深入。

人工智能的“认知转向”——通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由之路

人类智能是“通用智能”。人工智能要成为通用的,即通用人工智能,让其具有心理性的认知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智能”不是“认知”,人工智能要转向人工认知,也就是让目前人工智能的“计算智能”和“感知智能”走向“认知智能”,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认知转向”。而“认知智能”作为“通用智能”,与人类智能一样是适应性表征系统,在适应性表征概念下,两种智能可统一起来进而成为通用的。然而,在通用人工智能能否实现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立场,即乐观派和悲观派。这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关于人工行为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和意向性问题的争论,而区分行为体和主体、行为体间性和主体间性、行为体的能动性与主体的主体性、行为体的指向性与主体的意向性是十分必要的。适应性表征被视为消解这些争论和弥合不同智能鸿沟的概念框架,进而成为实现机器意识的方法论策略。

记忆的真实性研究:一种混合理论解决方案

记忆之真是记忆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主张事实之真的档案观和强调意义之真的建构观均存在论证缺陷,无法全面深入地揭示记忆之真的本质。折中主义的解释方案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解释鸿沟,但仍然面临的诸多挑战。随着记忆实证科学的迅速发展,记忆哲学与科学的融合逐渐成为可能,催生了一种崭新的混合理论解释方案。混合理论通过深入探析记忆之真的哲学基底,将“记”与“忆”两个过程进行融合,并运用记忆真值表法重建“记”与“忆”的真值条件对记忆之真的内涵给予更全面、合理的论证。混合理论的解释框架可以有力地推动对记忆真实性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记忆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也为当代记忆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美德伦理视域下生态道德人格形塑的价值逻辑

美德品质作为人的内在精神特质能够对外在行为进行合理的价值规约和引导。传统伦理学的生态道德人格培育遵循着由外在道德规约到内在美德品质养成的生成逻辑。与此根本不同,生态美德伦理学主张在潜移默化中形塑道德行为者的美德品质,并在生态道德人格的养成中形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美德伦理视域下生态道德人格建构通过生态美德教育涵养生态道德的自省觉悟,在生态美德养成中达至生态道德的自觉实现,以及在实践中锤炼生态道德的知行合一品质,形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生态道德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有机统一,在生态道德实践过程中彰显生态美德素养。

圣以道体示人:焦竑的圣人观探析

晚明儒者焦竑在三教会通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三教一贯的主张,并以佛道义理为儒家心性学之助翼,借此确立了深具特色的圣人观念。焦竑的圣人观以天道心性合一为形上前提,进而生发出圣人合天尊道与人性本一的命题。焦竑以孔子为理想人格,主张圣人境界要兼具儒释道三教之德,并肯定常人能够学以至圣。学人即可沿着伐意涤情尽心知性复性的路径,发挥博文反约的修养方法,由解悟至顿悟,最终发挥内在自明自足的圣人本性从而同于天道。其修养工夫在重直觉体认的基础上强调智识的重要性,为阳明心学开辟了一条智识化的新径。

现代科技的伦理盲症及其价值规制

现代科技活动奉行自然主义价值观,遵循“价值中立”的客观普遍性原则,致使科学与伦理根源上割裂,表现为科学活动中真理与价值分离、技术应用中人本价值缺失以及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再加之科技工作者团队的封闭性,导致现代科技出现了伦理盲症。理性审视“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科技价值观,重塑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突破传统科技伦理价值限阈,以复杂性整体思维完善科学与伦理良性对话机制,将科学求真与伦理向善联结起来,真正实现伦理价值融入科技决策全过程。

王阳明“山中观花”的现象学研究

王阳明与友人“山中观花”的问答,深刻反映其“心外无物”思想,王阳明针对“心外无物”如何容纳客观自然存在物这一难题,直接予以了存在论域的解答。王阳明的思想与胡塞尔对存在信念的悬搁、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有相通之处。当个体未来看花时,花与心同归于“寂”;当个体来看花时,“此花颜色”对心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这一认识可以用胡塞尔意向性理论中涉及的意识对意向对象的构造作用与对象的视域性显现来进行分析,而“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味着花的“寂”与“明白”这两种现象都内在于个体意识。通过现象学的视角分析“山中观花”,可进一步理解王阳明对心物关系的看法,更深入认识个体意识与现象世界的关系。

王弼“德”论及其形而上学基础

王弼“德”论根植于老子以来的道家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又实现了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老子的形而上学从最高概念“道”往下展开,通过“自然”“德”等一般概念贯穿于其伦理学,呈现出对伦理道德否定或贬低的倾向。王弼从经验的“有”出发,抽象为“理”,统归于“无”,实现了自下而上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王弼哲学中的“有”涵盖人的道德品质、情感、欲望,结合“理”“无”等概念,为伦理道德构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石。“无”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众“理”具有统摄作用;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则展现为“无为”。王弼“德”论会通儒道,重新肯定了社会生活中道德品质的意义和风俗的价值,并展现出基于道家形而上学以克服儒家伦理学弊端的理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