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山西省静乐县农村淘宝为例

当前,农村电商对于提升贫困农民内生动力、促进农村地区精准脱贫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应出台各种政策,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农村电商。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电商还存在农民接受程度较低、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基础建设成本高、人才缺乏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电商扶贫的效果。因此,应当从完善政策、加强电商宣传、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加强电商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农村电商在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更大作用。

农村基层村务监督机制完善研究——基于对山西391个村2062个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当前,村务监督组织建设基本完备,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条件、农民参与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村务监督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导致村务监督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催生了基层苍蝇式腐败。形成农村基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稳定有序,必须要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让村级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基于对山西农村村务监督运行状况的实证调查研究,认为完善村务监督机制可以尝试从加强分类指导、注重顶层设计、完善运转机制、拓宽参与渠道、加强基层政府引导等角度予以完善。

村级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山西省392个村的调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村级党组织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对山西省村级党组织建设状况的调研发现,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面临着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受限、党群关系亟待改善和优化等一系列新的挑战。为此,应探索有效对策以促进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党员队伍年轻化,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强化阵地和堡垒意识,完善组织建设;丰富党建内容,完善党建机制;落实党建相关配套措施,加强党建工作保障。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影响的多维测度——以山西省为例

笔者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指标统计描述、县域经济活力指数分析、双重差分模型定量测度3种方法,对始于2007年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进行多维测度。研究发现,考察期内试点县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增幅普遍高于非试点县,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主要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试点县县域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经济活力指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显著改善了试点县的财政收支状况,但对试点县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仍不明显。多维测度结果均表明,当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山西省试点县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显著,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的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基于河南省“三农”智库的实践探索

[目的/意义]针对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智库建设问题,建立一套新型的、特色的、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智库,能够从理念上推动地方经济的成功转型。然而,随着全国智库浪潮的兴起,智库建设过程中乱象丛生,特色新型智库是破解各地重复建设现象的关键所在。[方法/过程]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三农"智库将成为中国智库建设浪潮中的特色平台、特殊平台、特长平台。河南在"三农"智库建设上必须抢先一步,抢占先行优势,全面丰富思想市场。河南乡村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依赖于理念的推动,缺失理念的社会将陷于死寂,转型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思想市场是新的理念出现和传播的源泉,也是政府公共政策供给和优化的重要条件。[结果/结论 ]研究表明:着力建设中原农村发展智库示范区,积极探索中原经济区协同发展新模式,建设路径包括:(1)在整体规划上,坚持官方与非官方智库多元发展、百花齐放;(2)在智库建设的着力点上,坚持内容重于形式;(3)在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上,坚持依法治库;(4)根据不同区域、行业的差异化特征,建设相应的专业化智库。

农业新常态下粮价下跌与粮食安全的两难出路--基于河南省25个村庄1169个农户的入户调查与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战略和粮食安全过于依赖粮食产量的增加,却忽略了通过降低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粮食保护价政策进一步导致国内农民忽略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结果是国内外粮价倒挂和国外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粮价下跌和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日益突出。文章基于农业大省河南25个村庄1169个农户的田野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业转型的着力点可能在于:在发展战略上,从粮食产量导向转为成本节约导向,着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国内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从根本上应对粮价波动风险;在具体路径上,坚持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的分类流转;在主体培育上,政府牵头培养孵化职业化农民,形成专业化的粮食种植局面和市场为主的粮价形成机制;在政策保障上,精确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和补贴效率,科学规范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标准,增强种地的抗涝抗旱能力。

治理村官腐败的“四权同步”监督机制研究

治理村官腐败、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是维护基层稳定的需要。目前,村官腐败的主要原因是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四权分治",未将村官权力置于村级治理的"四权同步"的整体程序和监督环节之中。因此,应构建"四权同步"监督机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过程中,实现对村级公共权力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完善选举监督机制,优化决策监督制度,创新管理监督规则,这是当前实现村庄有效治理、遏制村官腐败的有效路径。

村集体经济弱化背景下村治资源的获得与利用——基于山西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

在我国村庄治理中,村集体经济弱化引发的村庄治理资源短缺成为许多村庄陷入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对山西一个典型村庄治理资源获得和利用方式的调查发现,村集体经济弱化的村庄存在着丰富的治理资源,摆脱村庄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调动村庄内生治理力量,整合村庄分散治理资源,建立合作共治的村庄治理资源获取和利用机制。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困境与创新趋向

对于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是近期目标与发展基础,产业兴旺是远期图景与发展期望,二者的目标导向是一致的。然而,在精准扶贫框架下产业扶贫存在着诸多共性问题,主要是政府的亲和性选择影响项目布局、隐性配套为地方社会带来政策性负担、责任连带关系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乡村产业同质化发展倾向等,涉及产业遴选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组织方式、产业持续发展等方面,降低了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也不利于实现产业兴旺。基于产业持续发展导向,贫困地区可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来规范特色产业的遴选与布局,将国家财政投资集中用于乡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地方政府则围绕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制度性供给;同时,根据种养业、乡村旅游等不同产业类型,选择适宜的经营组织模式,着力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探索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与兴旺发展。

集体化村庄的村治锦标赛——基于山西省J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化村庄的组织架构呈现出"类科层制"的特征,村庄治理表象与形式趋向于锦标赛体制。研究发现,集体化村庄能够将集体权威压力、指标量化考核、锦标赛排名约束、福利分配激励等要素整合,形成程序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对激励村干部和动员村民积极参与村庄事务起到良好效果。这种治理方式可称为村治锦标赛,其本质是一种"强压力—强激励"的村治过程,符合集体经济条件下集体与个人利益同质化的逻辑、双轨治理方式下的实践选择和村庄资源配置条件下的动员指向。村治锦标赛将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式有机融合,形成一种与锦标赛体制相近但内涵更为丰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机制,有助于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内涵,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借鉴参考。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基层政治生态优化与基层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基层政治生态是基层治理的环境基础,通过对治理主体行为模式的塑造影响着治理的最终成效。当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村官腐败、村霸横行等问题都与当地的基层政治生态破坏有关,只有通过政治生态的改造才能更好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实现公共目标,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农村政治生态的开放性更高,政治生态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问题使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更多。这就需要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基层政治生态,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思想观念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落差,农本价值解体。通过乡村文化振兴,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乐感,才能激发起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并努力振兴乡村的活力和动力。在现阶段,农村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要加强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提高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形成健全的供给体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注重文化供给的可接受性,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文化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进路与世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经历了不同的实践阶段,从宏观背景、贫困特征、扶贫理念、主要措施、减贫成效等方面,系统梳理中国治贫的阶段性特征和本土性经验意义重大。总体上,从广义的、救济式扶贫到建立制度、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式扶贫和攻坚式扶贫,再到保障与发展并重的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实践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理念,逐渐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开发格局,构建起包含保障型、支持型、开发型的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中国将扶贫开发纳入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中,制定目标明确的扶贫开发规划,利用制度优势高效整合扶贫资源并加大投入力度,及时改进和完善扶贫举措,确保减贫目标的实现。中国扶贫实践的诸多经验做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策略

乡村振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赋予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更多的建构性、国家性和社会性。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立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顺应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现实诉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应对乡村发展的自然区域性、产业融合性和内外部协同性问题,分区域、有重点、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区域社会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

农村集体统一经营与个体家庭经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经营形式。它们究竟是领导人头脑的产物,还是外部嵌入的?本文认为:这两种经营方式都有其内在的根基,是有根之木,即是在中国的自然—社会—历史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这一根基又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点。正是南北区域造成的村庄微观基础和主客观互动机理的差异,使得集体经营率先在北方发生且至今还有较大影响;而家庭经营则率先在南方发生且在全国长期延续。在农村发展中,国家决策要追求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差异性,因地制宜。因此,要深度认识中国这一超大国家各个区域的"地"性。

从礼俗到法治: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秩序变迁

历经近代西方国家的冲击,维系传统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礼俗秩序不断枯萎,但其依旧是影响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重要秩序。"法治秩序"伴随着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不断渗入基层社会政治生活,但在撤社建乡后,法治秩序由于基层政权被削弱而呈现出一种近乎于"无秩序"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民众个人利益得到增长,群体利益不断分化,非正式力量不断地影响基层社会,使得当前基层政治生态呈现出非正式与正式、传统与现代、礼俗与法治多元秩序交叉共存的局面。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政治生态并不是要割裂传统,而是着力于在传统礼俗秩序和现代法治秩序的交融中找到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秩序基础平衡点,既要不断完善法治,又要给礼俗秩序预留发展空间,不断促进礼俗与法治的接轨。

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与互动机制--以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规划性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设动力问题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以往的新农村建设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得不到保障,主体性观念得不到呵护,主体性作用得不到发挥。由此,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在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形成建设的合力,进而通过机制创新建立互动机制,从而形成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动力,破解新农村建设动力不足的历史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