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形象传播调查——以山西大学官方微信为例

新媒体时代,市场化的浪潮汹涌而来,传统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已经难以立足。高校若想被更多人了解和认可,对外的形象传播尤为重要。以山西大学为例,该校身为百年老校实力不俗,很多人却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我们试图从山西大学的对外传播方面寻找原因,意在调查其传播活动效果,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山西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现如今,互联网蓬勃发展,《2016年微信数据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微信9月平均日登录用户达已达到7.68亿之多,微信正逐渐成为中国现代社会新媒体社交平台的主流。山西大学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已成为很多校内组织机构传递信息资讯的首要途径,山西大学师生也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获取信息资讯。本文以深度访谈为基础,对山西大学部分微信公众平台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进行研究与分析,并对山西大学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发展提出有意义的建议和意见。

县级融媒体赋能乡村“智治”的实现路径——以山西长治上党融媒体中心为例

作为基层媒体平台建设的重要一环,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解决了乡村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日益成为赋能乡村“智治”的重要平台。通过结合上党融媒体中心的个案探索,分析县级融媒体赋能乡村“智治”的总体架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依托“一端一点双平台”的表层运作基础与平台化的底层运作逻辑,县级融媒体从技术、关系、服务、组织四方面赋能乡村“智治”,塑造可视化、数据化、动态化、便民化、共享化的乡村“智治”图景。

清末高等学堂科学教材编译及传播研究——基于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考察

山西大学堂创立初期,科学教材的编制、翻译工作,既是自身办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引进西学的迫切需要。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其适应高等学堂自行编译科学教材的潮流,短时期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有效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为提升学堂的西学教育水平,为山西乃至近代中国大学的科学教材建设做出了贡献。

建立研究生支教长效机制的对策研究——以山西大学段家寨支教点为例

本文通过对山西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静乐服务地区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其他高校支教活动的深入观察,发现支教现行机制存在支教服务全程监管不严、服务地区帮扶深度不够、支教活动宣传广度不足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支教长效机制的措施。要完善选拔机制、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拓展帮扶深度,完善"支教+扶贫"模式;建立专业的宣传团队,加大宣传力度。

山西抗日根据地木刻的跨媒介叙事

作为抗战时期流行的宣传方式,木刻版画作品既是图像符号,也是图像传播媒介,它将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组织起来,形成有情节的故事,构成意义世界的表达,完成叙事,实现故事的讲述者、文本与解读者间的互动交流。通过突出故事主题、聚焦故事主体实现语图叙事的协同,形成了意义并被记忆。其叙事功能的实现既依赖于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与其他媒介叙事共同构建了一致性的图像意义,即通过跨媒介叙事塑造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唤起文化认同,通过情感叙事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跨媒介叙事的核心不仅仅是其传播内容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符号—意义的生产,其现实意义在于成为构建历史记忆和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方式和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角下政务新媒体发展路径探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我国所有媒体展开新闻工作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部门积极发展电子政务,政务新媒体已经具备一定的体量。政务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呈现规范化发展、矩阵化建设、亲民化路线、可视化呈现的特点,但也存在单向宣讲的传统思维、服务意识有待增强、角色定位不清晰等问题。未来,政务新媒体的建设与发展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理念,坚持党性原则观念,充分发挥耳目喉舌的作用;坚持人民中心观念,强化服务理念,明确角色定位;坚持新闻规律观念,严肃与活泼并存,权威与亲和同在;坚持正确舆论观念,积极引导舆论,创新引导方式。

山西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研究

媒介素养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的一个命题,在历经八十多年的发展,媒介素养研究形成了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我国的媒介素养和媒介素质教育正处于探索阶段,大学生对媒介的认知、判断、分析和参与还处在初级阶段,对媒介知识和技巧的掌握还不够充分。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是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是重要途径,本文从山西地区部分在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研入手,通过山西部分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和问题分析,提出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对策。

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的态度调查——基于高校大学生的话语分析

新媒体的发展引发了媒介环境剧变,新闻媒体报道出现了许多伦理失范现象。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最主要、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为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新闻伦理所面临的冲突是否会有较清醒的认知及其媒介素养程度,笔者对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得出大学生充分了解新媒介的功能作用以及如何使用,对新闻伦理道德规范也有基本的判断,但缺乏清晰的选择与判断标准结论,并提出如何提高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的相关建议,为实现媒体伦理目标的构建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

传真、传神与传新——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论新闻真实性

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概念不断嬗变,并延展出一系列“××真实”的阐释语簇。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和历史生成视野讨论新闻真实性的生发基础、实现形式和人本色彩,并依此立场辨析新兴概念的存在价值及漏误之处。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省新闻传播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距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史,发展至此已具有一定规模。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日益提升,传播技术随之快速进步,新媒体日益繁荣并受到新闻媒体行业的关注。在新媒体环境下,山西省传统新闻传播教育面临冲击,为实现学科发展,高校必须尽快寻找有效出路。

地市级融媒体平台社交功能建设路径——基于越牛新闻移动客户端的考察

全媒体时代,新闻客户端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符号相结合扩大传播声量,在兼具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等优点的同时,赋予用户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在建设地方主流媒体传播矩阵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以越牛新闻移动客户端为例,从内容生产传播、综合服务和社交服务三方面,探析地市级融媒体平台社交功能建设路径。

三重勾连:农村中年女性的抖音实践——基于山西晋城上伏村的考察

以“三重勾连”理论为基本框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农村中年女性如何与抖音这一媒介技术产生勾连。研究发现,在物质技术层面,抖音的商品经济性与上伏村中年女性的节俭消费观念相适应,在群体归属激励下,她们将抖音挪用至日常生活,满足了自身休闲娱乐的需求;在内容文本层面,上伏村中年女性以个人兴趣和关系网络为依据进行文本内容的选择,这一过程中新的主体诞生;在空间场景层面,抖音为这一群体媒介实践的物理空间、价值空间、隐私空间的多重建构提供了可能。

传播仪式观视角下乡村文艺发展的实然之困与应然之路

现阶段,乡村文艺的发展面临传播模式局限单一、传播内容宏大抽象、传播共享空间日渐消退等阻碍乡村文艺向好发展的三重困境。面对困境,本文从传播仪式观视角下进行分析,以“符号互动”和“媒介赋能”双重角度对乡村文艺与用户的共享、共生关系进行探索,对找寻新时代乡村文艺的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逻辑与未来趋势——以60年鼠标变迁史为例

传统的人机交互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探索如何优化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缺乏从历史的角度对具体案例的深入讨论。通过选取鼠标这种具有代表性的人机交互输入设备作为典型案例,深入讨论了鼠标在人机交互背景下的发展历程,剖析了鼠标演进的内部和外部驱动因素,加上对历史的回顾,重点分析了鼠标进化对人机交互产生的影响。同时,将鼠标与其他的人机交互设备进行横向对比,揭示了人机交互技术从依赖于物理实体设备向更加集成、直接和自然的交互模式演进的趋势。

提高高校“四史”课程建设的有效路径研究

“四史”是包括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统称。“四史”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全国高校开设“四史”课两年多来,积累了一定经验,也存在着教学内容相对单薄、教学团队有短板、教学方式较为落后、教学管理不够规范、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着力打造高校“四史金课”应丰富课程内容,彰显课程的深厚文化底蕴;强化队伍建设,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团队;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吸引力和实效性;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教学管理规范化水平;完善课程评价,构建动态多元的评价体系。

数智时代云冈石窟审美价值的传播策略探析

云冈石窟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规模宏大的石窟造像的精湛技艺,其审美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山西甚至国家的范畴。数字化与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云冈石窟审美价值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宽泛和便捷的条件,这一发展不仅让受众可以在虚拟世界与云冈石窟实现古今对吟,同时也从学理意义上对云冈石窟审美价值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数智时代云冈石窟审美价值的传播提出“具身化”“全息化”“文物活化”“媒体建设”“融入生活”五种应对策略。

新闻内容定制化中的伦理问题

新闻定制化是顺应信息时代对新闻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而产生的,其本身是为了提升新闻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但是,新闻内容定制的背后是对个人信息的追踪,其造成的隐私侵犯不容忽视;同时,这种个性化的推送可能会对新闻议程造成扭曲,进而使新闻本身失去客观和均衡,从而损害新闻议程对公共利益的表达。文章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定制化新闻生产中的"公正"问题进行了分析。

乡村青年媒介化圈层社交的转型与“情感团结”再造——基于晋东南J村的民族志研究

本文以乡村现代化、媒介化进程为背景,以期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现实启发,考察一个晋东南乡村青年媒介化圈层社交的历史转型,发掘不同阶段和媒介化时期青年运用媒介建构圈层关系和人际情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前互联网时代,青年的媒介化圈层社交历经了遵循信任伦理的“流动式”圈层社交、情感边界紧缩的“核心-边缘”式圈层社交,在互联网个体化媒体的渗透下,青年的圈层社交发生结构消解和情感失序后,青年重新建构在地圈层的行动力又重新显现出来,并实现了“新乡愁”的情感生产。媒介化为乡村青年圈层社交的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也是每个阶段乡村青年主体性发展和更新的引擎,由“参与”到“改造”再到“重建”乡土圈层,青年的媒介实践体现着自下而上建构乡村情感团结的强大韧性。未来的乡村组织化应以媒介功能的深度挖掘为突破点,充分调动青年“数字内生性”和主体性,激发青年运用媒介整合乡土圈层关系和建构情感共同体的潜质,带动其他主体共同参与乡土情感团结的重建。

抗战时期木刻版画国际宣传的路径、内容与意义

抗战时期,木刻版画作为主要的图像传播形式,发展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育和创作,壮大于抗日根据地的本土化探索,繁荣于文艺座谈会后的大众化实践,以其强烈的战斗性、视觉性、复制性,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进行了广泛宣传。在国际上,木刻主要依托展览、公开信、报刊、图书、外国人士等方式进行传播,客观上表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建设,刻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在巩固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