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晋商股份制中信用关系的经济学解析

整顿市场秩序的一项核心任务是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而信用制度是对信用关系的各种社会规范的总称。良好的信用制度体系在于其相互信用关系能够得以长期维系或向其他均衡点过渡。显然,构建和完善信用制度的关键在于对相互信用关系内在机理的深刻把握。运用博弈论模型对明清晋商股份制中相互信用关系内在机理进行探讨,指出我国现代信用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仅要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第三方实施仲裁、监督、管理以及对商业纠纷的判决等职能,还要重视中介组织以及良好的商业习惯对于维护社会信用秩序的重要性。

明清晋商商帮茶叶贸易研究

从明代实行"开中制"后,晋商贩粮运盐靠贸易兴起,并在《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抓住俄方市场需求从事茶叶贸易,茶叶贸易是晋商从事的主要商品贸易,晋商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文章对晋商茶叶贸易情况进行概述,对晋商茶帮兴盛、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没有国家为商人提供基本权益的保障,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晋商的衰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

晋商票号东掌关系再考察

以契约理论探讨信息不对称、外生冲击影响下的票号东掌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分析表明:在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和东掌双方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掌柜身股分红比例增加是一个有效率的安排;在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外生冲击增大的条件下,掌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增加,财东必须对分红方案及时进行调整。现实中,掌柜以其专有性资源对财东“敲竹杠”,通过讨价还价不断对契约进行边际修正,攫取票号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票号所有权分配出现结构性失衡,而此时的财东已经无力扭转局面,终致票号衰败。因此,票号制度本身无所谓成功或者失败,只因东掌之间的所有权分配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原有的某些特点转而成为致命弱点。

民国时期内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过渡性刍论——基于山西斌记商行的个案研究

民国以降，中国工业经济发展逐渐从企业数量和种类的增加逐渐转向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管理制度的变革上来。内地新兴的工业企业因起步较晚，其管理体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二元性特征。这一点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员工选拔和激励机制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企业在人员聘用方面弱化多重亲缘的地缘关系，更加注重员工素质与岗位匹配的实际情况。通过制订薪酬激励机制，在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刺激企业内部的合理竞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融入，促使内地企业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使得企业利益从传统的家族利益最大化逐渐向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

晋商信用制度启示

晋商以重道义、尚信誉而著称于世,但其讲诚信、重信用并非单纯的道德教化,而是有着一系列的制度保证。晋商信用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建立在乡土网络基础之上的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晋商信用约束的硬性化,即承诺的可信性、约束和实施的有效性。无论是从晋商的信用均衡、信用制度的实施机制还是从信用制度变迁方面而言,它都可以为我国当前的信用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晋商兴衰的信用解析——基于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的视角

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戒机制是晋商信用制度的基本模式,信用制度及其机制则是晋商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的视角,对晋商"兴"与"衰"的过程及其互动机制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析,探讨了晋商信用机制与晋商兴衰的互动关系。

明清晋商制度的基本模式与实现方式——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

明清晋商的成功与其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在当时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山西特定的地缘文化背景下,晋商选择了一种以地缘乡土社会网络为基础的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该机制内涵于晋商经营管理与商业发展的各个层面,构成了其制度模式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文章认为面对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诸多违约和信用问题,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势在必行。

英格兰银行与山西票号——近代化转型中的制度供给比较研究

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有效的制度供给对传统金融业的近代化转型至关重要。英格兰银行和山西票号均出现在两国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近代化转型时期,以"商业银行——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为线索,通过比较分析英格兰银行与山西票号在各自政府不同制度供给之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政府能够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是金融业近代化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的结论。这对当前政府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浅析我国典当业发展的对策--基于山西典商经验的思考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瓶颈",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深化典当业的发展是解决这一金融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借鉴历史时期山西典商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当前典当业的深入发展急需须解决的五个方面的问题。

对晋商茶帮贸易战略决策的SWOT分析

运用SWOT原理对晋商茶帮战略决策的依据进行分析,根据晋商茶帮自身的竞争优势、劣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将晋商茶帮的战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对晋商茶帮提高自适应能力并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且能带来最大收益的战略选择方案进行评价,以期对现代民营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借鉴。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式微的制度诱因与治理审视——以清代恰克图晋商和广州十三行行商为参照

制度具有自我演化和自我复制性,它是基于内在诱因而衍生的结果,若无诱致性因素,制度本身难以自我推进和修正。在近代对外贸易中,制度变迁的刚性约束和成本收益成为管窥商业繁荣与衰败的重要窗口。恰克图晋商和广州十三行行商是有清一代从事对外贸易的主要商人团体,他们在清代前期的外贸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趋向衰落。具体来看,商人利益共同体的解构与政府整合力量弱化的双重张力造成了贸易法则与交易秩序的失序。“重农抑商”政策与“剩余索取者”角色的双重推力,造成了国家合法性暴力的治理悖论。晋商与行商对外贸易的多方博弈与互动是衡量交易费用的边界的风向标,商人们所面临的不同交易费用以及行商垄断地位的过早废除,又使他们的衰落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异。

晋徽商子弟科举教育程度比较分析——以蒲州、太原与徽州进士数为例

通过抽取明清时期山西教育发达的蒲州、太原与文风鼎沸的徽州在进士数量和分布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由于蒲州、太原与徽州进士数量与晋徽商两大商帮教育程度的密切联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阐明晋徽商两大商帮在科举教育方面的发展程度。

山西外贸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探析——基于山西与天津外贸商品结构对比的视角

入世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对外贸易在促进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山西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19．4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47．6亿美元，增幅达六倍多，山西外贸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进入2012年上半年，山西进出口总额仅为58．8亿美元，与201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7．6％，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8％，中部六省进出口增长率排名最后；与山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外贸发达地区天津的外贸总额在2012年上半年，高达559．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9％。

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及其影响——关于传统官商关系的一个“合约”分析

在传统社会商人与政府及其代理人官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经济行为仍然具有明显的契约性质,文章主要利用现代经济学中的合约理论对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晋商正是利用同封建政府及其官吏之间的"合约"锁定关系,节约了交易成本,规避了诸多市场风险,在明清商界盛极一时。然而,在晋商发展的后期,随着产权结构的变化、交易成本和各种风险的递增,官商之间特殊的合约锁定关系则成为晋商走向衰落的主要推动因素。

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的同与不同

晋商和徽商有着各自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资本管理上,晋商的股份制产权清晰且有效率,而徽商资本更像是集体产权,产权不清晰;员工激励机制方面,晋商商号实行顶身股制,徽商商号主要采取职位升迁、薪金提升的方法;晋商账簿通过改进后逐渐使用"龙门帐",徽商账单由收、付、结存三项基本内容组成;在进行内部监督时,徽商主要依靠族规家法,而晋商主要依靠正式的制度。但是晋商与徽商都把儒家的义利观奉为营销活动的指导思想。

民国时期中国地方官营货币发行机构的演化:一个隐喻的视角——基于抗战前山西省“四银行号”的研究

民国时期,地方主义思潮随着各地势力的壮大而抬头,各省地方政权对辖域内经济相对独立的制度设计伴随着军阀与派系政治次第出现。在金融领域,以各省银行为龙头的货币发行机构陆续出现,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方官营银行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前,山西地方货币发行机构由混乱无序和缺乏集中管理的状态演变为以山西省银行为核心的发行单一化和集中化,而其改组与优化、加强县村两级发行业务管理等行为也使其演化不断趋向完善。其后三个官营银号的设立更使货币发行机构由单一和简单走向以"四银行号"为机构代表的复合协同化与规模体系化模式。基于演化隐喻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了该时期山西"四银行号"这一具有典型代表性样本的演化变迁历史。

清代中俄贸易信用体系探析——以晋商对俄贸易为例

尽管限制对外贸易是清代对外贸易法的主旨,但政府支持下的民间对外贸易却十分频繁。中俄双方在恰克图进行了广泛的贸易交往,中方的交易主体主要是晋商。晋商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垄断清朝对俄贸易,与他们的信用体系密不可分。晋商的信用思想,其根基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贸易互往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套包括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政府信用在内的完整的、相对于一般性交往信用更为高级的对外贸易信用体系,促进了晋商在中俄贸易交往中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