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写经研究的文献语言学信息揭示与价值

日本古写经主要指起自飞鸟朝,经奈良、平安时代,至镰仓时期,即刻本大藏经以前在日本书写或者转写的汉文写本佛教文献。作为大藏经或单经文献校勘资料的日本古写经,可以提示经过楷定的日本写本大藏经经文用字信息;日本古写经材料的文献整理与佛学研究成果,可以揭示日本古写经、敦煌写经、唐五代佛经音义等平行文本汉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日本古写本佛经音义的先行关注与研究,可以为逐步了解唐写本大藏经与日本古写经楷书汉字的用字规律与书写习惯提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山西平定方言“V+起去”的多视角研究

山西平定方言属晋语区太原片,该方言也存在着与"起来"相对应的"起去"(读作/t‘i//k/),并且"起去"不仅可以单独作谓语而且可以接在其他动词之后充当补语。但实地调查发现,"起去"的使用是不自由的,主要体现在语义和功能认知两方面。语义限制主要体现在与动词的结合能力及"起去"所表达的意义上。而功能认知方面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动作参照点、说话人的心理期待、说话人的口气表达和动作主体等方面。

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的对接——读张春泉《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有感

张春泉博士的《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一书,从"何人"入手,以接受心理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了以传情达意为指归的语辞调整。从实践上证明了修辞表达需服从于接受心理的要求。该书把修辞学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实现了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的实现是以如下三方面的努力为基础的:一是修辞是一种有标记的言语行为;二是修辞研究是语言表达适宜性的研究;三是语言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家园。

山西晋方言语音研究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山西晋方言语音研究为汉语语音史提供了丰富的语音材料,并充实了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理论,从而为构建汉语语音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将微博引入大学课程教学的调查与思考——以山西大同大学为例

微博以信息传播便捷即时、传播过程双向互动等优势引起了许多教育者的注意,欲将其引入大学课程,增强大学课程教学的互动性。本文运用实证分析,使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山西大同大学全日制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微博的使用情况、将微博引入大学课程教学的态度与意愿进行调查与分析。在调查基础上提出将微博引入大学课程教学要慎重,同时要注意防范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微博成为辅助教学的新媒体教学平台。

方言研究在文化生态保护中的重要意义——以山西民歌、山曲、说唱等为例

方言和地方文化互为表里。文化生态保护,是整体活态化的,方言既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方言研究在如何实现文化生态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从山西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存在形式看,方言就是非物质文化的根和魂。方言研究既是文化生态保护的手段,也是其基础。

《必须杂字》的考释与整理——兼论山西杂字的文献语言学价值

《必须杂字》属于综合性的山西杂字文献,所述内容包括天地、自然、城郭、官职、人伦、百行、粮食、文具、水果、蔬菜、饮食、杂货、农具、建材等,是一部句式整齐的四言杂字。就笔者所见,《必须杂字》至少有京都泰山堂丙辰年新刻本、丙戌年新刻本、壹元堂官板新刻本、清同治二年聚原堂刻本、民国间彰德聚元堂石印本、民国三十四年抄本等六种版本。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必须杂字》全书进行录文和校理,对《必须杂字》贮存的部分疑难字词进行考释和研究。以《必须杂字》为例,对山西杂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这项工作有助于晋方言语音史和近代汉字汉语的研究与拓展。

新媒体新闻标题语言的特点、问题与规范

当前,传统媒体广泛借助新技术进驻“两微一端”,新闻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的同时,新闻生产效率得到提升,新闻内容更加丰富,进而产生了新媒体新闻。新媒体新闻在生产主体、生产内容和生产流程方面均有显著特点,尤其是新闻生产主体和大众关系的变革。新媒体新闻生产者和大众的信息交流形成了双向互动机制,大众在信息交流中拥有主动权,可根据自身需求主动获取所需信息。新闻标题作为新闻的眼睛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首要来源。在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新闻中传受双方传播关系的改变直接影响新闻内容和语言风格的转变。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需求,新闻标题制作也在发生改变并日趋形成了自身的语言特点。

重新审视《李氏音鉴》在清代北京语音史研究上的价值

以往学者在研究《李氏音鉴》音系时多以其中的"字母五声图"为主要依据,而辅以《李氏音鉴》其他各卷的论述,结果多认为《李氏音鉴》所反映的北京音系"尖团合流",但"果"摄与"拙"摄尚存在对立。但仔细分析"北音入声论"我们会发现,它不但"尖团合流",而且"果"摄与"拙"摄也合流。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字母五声图"的列字尤其是入声是作者根据《等韵》列字的,是作者作为一个学者的素养,而"北音入声论"则是作者口语的反映。由《李氏音鉴》来看,现代北京话至少在19世纪初期已经具备雏形。

山西方言与汉语语音史上的tsi(-)类音节

卷舌ts类声母能否和i相配是事关汉语语音史、汉语方音史研究的重要观念。本文以山西霍州方言的tsi(-)类音节、汾河片方言"说"字白读音的演变及汾阳方言假开三、咸山开三知章组今读舌面音的形成过程为例说明,ts和i相配不仅在客家方言存在,在北方山西方言中也存在,甚至在山西方言的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由此反观汉语语音史,tsi(-)类音节不仅在汉语语音史上出现过,甚至持续了近千年时间。

从话者识别角度认识山西汾城方言的紧喉音节

目的明确山西汾城方言紧喉音节与对应普通话音节在司法话者识别时的可比性及该紧喉音的声学特性。方法利用VS-99语音工作站对山西汾城方言紧喉音节及对应普通话音节的韵律特性、音质特性等声学特性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得出了汾城方言紧喉音的发声态主要为嘎裂声,汾城方言紧喉音对声母没有明显影响,紧喉音韵母与普通话韵母在共振峰频率上的一致性要远高于共振峰相对强度上的一致性等认识。结论为在汾城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进行司法话者识别以及田野调查提供了依据。

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汉语方言近百年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为汉语方音史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汉语方音史的研究成为可能。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进行方音史研究,是方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方音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历史文献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坚实基石。"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最佳方法。开展历史方音的构拟工作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任务之一。目前,既需要对汉语方言进行更加细致的平面调查和研究,也需要以已有的历史文献和平面调查结果为基础积极开展汉语方音史的研究。

历史层次与方言史研究

历史层次的提出是方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方言的历史层次应该是方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现在历史层次的研究一方面没有处理好与方言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忽视了历史文献的作用,使得历史层次的研究走上了纯理论的演绎,而与方言的实际历史面貌越来越远。历史层次的研究应当而且必须放在方言史研究的框架之内,必须依靠历史文献,否则很容易陷入共时层面的陷阱。

从一方新见玺印谈楚官名“柱国”

新见一方“上■邦■事鉨”的官印,印文构形与楚文字相同,风格则较为方正、呆板,可能是秦汉之际故楚地起义军政权所制造。印文记录了两个职官,“上■邦”当即上柱国,为楚国官名;“GF9A6事”可读为“家士”,是治大夫家邑狱讼之官。本文认为,楚文字中“■”多假借为“属”,柱国的本义当来源于“属邦”,表示委托国事之意,在设立之初即为重要的职官。柱国初设大致在战国中期,地位仅下于令尹,多由将领担任,主于军事,也负责部分行政事务。战国时期,赵国可能也设有柱国。秦汉之际,故楚地起义军政权承袭楚的旧制,柱国的行政权力扩大,相当于相国。柱国官名历代多有沿用,其官或作为戎秩、勋官,呈现变实为虚的趋势。

山西平定方言“起”“去”的趋向动词化

平定方言属晋方言大包片。该方言既有独用的"起"去k^h■",也有"起去ka"及"V+起去ka",甚至有"起去去"并置的现象。从"起""去"的句法分布入手,文章通过"起去去""起去"和"去"之间的语音间隔、成分插入及"去"省略的条件等证明"起去"是趋向动词。另一方面,文章从"起"和"去"间仍可有成分插入,"起""起来""起去"并存但使用环境和表意指向有别,试图说明曾存在过由"起""去"到"起去"的趋向动词化过程,旨在加深"起去"研究和对"起去"语法化的认识。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港台腔”对大众语言传播的影响

本文从语言功能角度出发，对当代部分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口语中流行的“港台腔”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就其对大众语言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对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规范起到借鉴作用。

山西晋语量词“个/块”的地理分布特征

山西晋语中相当于普通话"个"的量词有"个"和"块"两个,其读音较为丰富,可分为"个"类读音、"块"类读音、"个"和"块"混杂类读音三种,其中"个"类读音根据韵母及主元音的不同,又分为展唇非低元音、圆唇非低元音、开口复元音、促声韵四小类。"个"和"块"混杂类读音可分为舒声开合两读、舒入两读两小类。从语言地理学的角度看,山西晋语中量词"个/块"的读音发生了两种扩散:一是受周边官话方言的影响,晋语核心地带"块"类读音正在被覆盖,渐变为与周边官话相同或接近的类型;二是量词"个/块"舒声促化呈现不同地域共时演变趋势。本文认为,量词"个/块"的扩散轨迹表明,山西境内山脉对方言扩散有重要的阻隔作用,河流的阻碍作用并不明显,呈现出"山川阻隔,河流无碍"的扩散特征。

从晋方言常用词看山西中西部交界方言的归属

本文讨论了山西中西部"外祖父/母"称谓的类型与地理分布,并结合"伯/叔父"等6个晋方言常用词的类型和分布特点,认为原属并州片的平遥、介休和孝义3点与吕梁片汾阳点高度一致,且历史上曾与吕梁片汾州小片主要方言点属同一行政区划,因此将上述3点方言划归晋方言吕梁片较为适宜。平遥、介休、孝义和汾阳4点方言由于不同程度受到并州片核心方言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特征,这是毗邻地区词汇扩散的结果。

榆次人普通话中方言特征研究——以人身分析为视角

目的了解榆次人使用普通话时所表现出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方言特征,从而判断言语人是否为榆次人。方法通过田野调查法将榆次方言与普通话及周边地区方言进行对比;运用语音学、语言学原理观察并分析榆次人使用普通话时所体现的方言特征。结果从语音方面的言语特征能够较容易判断出普通话等级低的榆次人,而对于普通话等级高的榆次人则更应重视词汇语法的言语特征。结论运用6个以上语音方面、7个以上词汇语法方面的榆次方言言语特征能够准确判断出普通话水平三级使用者为榆次人;运用3个以上语音方面、3个以上词汇语法方面的榆次方言言语特征,能判断出普通话二级使用者为榆次人。

晋方言研究史之我见

晋方言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它广泛分布于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及河北、河南、内蒙古及陕西临近山西的地区。晋方言分布范围广、使用人口多、语言现象独特,自古至今,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对晋方言进行全方位研究,成果斐然。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晋方言滥觞于20世纪初,此前关于晋方言的记录仅见于少数古文献的零星记载,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界对晋方言进行了初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晋方言的研究进入共时描写时期。本文以20世纪及其以前的研究作为晋方言研究的历史并进行客观评述,以达到鉴往知今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