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

宝卷与道情的关系是宝卷研究和道情研究的难点。本文以山西永济宝卷为研究对象,详细探讨了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的交互影响。分析了永济宝卷的两个特点:文本上的道情借用宝卷文本和表演上的宝卷被道情化。在此基础上指出二者交互影响的结果是永济宝卷被纳入河东道情之中,在民俗信仰之中发挥着与河东道情相同的功用。最后,文章强调应重视宝卷在民间文艺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北方宝卷宣卷人探析

北方宝卷的宣卷人大致可分为四类:佛教的僧尼、属于民间宗教的"道人"、念卷先生、民间艺人。北方民间宝卷主要置身于北方的乡村社会中,民众的审美要求不高,宣卷人大多是爱好宝卷的文化人,他们视宣卷为兴趣,在技术上、艺术水平上也远远达不到职业艺人的标准。宣卷人的这种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北方宝卷很难发展成一门成熟的曲艺,走上商业化道路。

《毛传》的“战国遗孤”角色及其理性精神

学者多以《毛传》为汉代经学的典范之作,并在汉学与宋学的分野中,将其作为汉学的主要代表,以说明汉学的特点。本文认为,《毛传》是"战国遗孤,汉家螟蛉",它秉承的是先秦解经传统,保存的是先秦遗说遗典,呈现出的是先秦理性精神。无论是思想本质还是外在形式,在更大程度上所表现出的都是战国学术的素质,无法代表汉代的学术思想与作风。

重原典,重逻辑:学术史之第一部诗经写作史——评木斋《先秦文学演变史》

与木斋先生神交已久,然无缘相晤。2017年11月,木公有太原之行,始得一睹风采,一见如故。应我之邀,木斋先生作了一场学术讲座。我本希望他作与宋词有关的内容,可他偏讲的是关于先秦文学史的问题。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他所持的观点,是我闻所未闻的。

二十七种永济宝卷叙录

从21世纪初开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持续升温,南、北方民间宝卷的保护、研究和开发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宝卷文献的整理工作一直相对比较薄弱。山西宝卷在宝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永济宝卷又因其与道情的密切关系而一枝独秀。因而整理永济宝卷文献确有必要。本文采用文献学撰写叙录的方式对现存的27种永济宝卷的版本、传承、形式、内容、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肯定了它们在研究山西永济宝卷的源流以及道情与宝卷关系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护者——姚奠中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

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术由以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变而为纵横驰骋的论说、演绎。由对精神内核的把握与探求,变而为对问题的学科归类与系统研究。虽说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然而中国学术也由此改变了原初的方向,逐渐脱离了传统以健全人格为第一要义的治学宗旨与明道救世的治学理念,而走向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成为普遍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魂在被规范中不断流失;学者以专深为能,以填补所谓空白为荣,而不知博通融贯、回真向俗。

《續通志·藝文略》與《四庫全書總目》關係新考

清乾隆時敕纂《續通志》,其《藝文略》部分係鈔撮《四庫全書總目》(下簡稱《總目》)而成,歷來評價不高。但《總目》版本頗多,僅纂修過程中就形成多種稿本(存世近十種)。《續通志》所抄《總目》具體是何本,至今未見有學者論及。本文將《續通志·藝文略》與《總目》存世諸稿本相校,證實前者所抄《總目》已亡佚。該佚本纂修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至四十七年(1782)七月間。因此,《續通志·藝文略》有較高史料價值,其所載《總目》内容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總目》存世諸稿本之關係,還可進一步了解該時期内《總目》纂修情況。

《明史·艺文志》经部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明史·艺文志》经部乐类著录“叶广《礼乐合编》三十卷”(第2362页)。此为“黄广”之误。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千顷堂书目》(下简称《千目》)作“叶广《礼乐合编》三十卷,原名伯瑛〔英〕,无锡人,崇祯中贡士,安远知县”,《千目》的《适园丛书》初刻本与整理本同(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万斯同本(旧题万斯同撰:《明史》卷一三三,《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相沿不改。在王鸿绪本这一阶段,亦作“叶广”,只是将小注删去(王鸿绪:《明史稿》志七四,清敬慎堂刻本)。可知殿本《明史·艺文志》之误实源自《千目》。

日本《詩經》準漢籍要籍提要

《詩經》是一部影響中國歷史數千年的文化經典,同時也是古代東亞國家的經典。因而古代東亞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都留存下了大量《詩經》研究的著作。尤其日本江户學者慕華成風,以通漢文爲尚,故其著作多用漢文書寫,被人稱作"準漢籍"。今擇其要者,以作者存世年代先後爲序,略作提要,以饗讀者。

闻一多《诗经》研究检讨

20世纪初由新型知识群体发起的文化思想革命运动,其主要使命是颠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经学思想体系,构建新文化的大厦。在这场运动中,闻一多以对《诗经》的破坏性解读方式,与同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一道,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于的使命,使《诗经》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所开创的《诗经》文化人类学、《诗经》新训诂学、《诗经》的文学本位等研究方法与方向,已成为当代《诗经》学发展的主要支撑。然而由于他过度强烈的破旧立新意识,致使求实精神流失,直接影响到了当下《诗经》学的健康发展。当下《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将某种所谓"文化模式"无限推衍于《诗经》时代的研究方法、《诗经》训诂中出现的滥用训诂手段唯以新解为尚甚至曲解文本以求合于"文化模式"的研究作风、《诗经》的价值研究上出现的伦理道德意义与文化思想史意义研究的缺失,等等现象,探本寻源,在其开创者闻一多身上已露端倪。对闻一多《诗经》研究的检讨,有利于纠正当下研究的偏失,推进学术发展。

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偏失

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所有的语文教材或文学通俗读物,一旦涉及到《诗经》并需要对它进行说明时,总是会给出这样的定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个定义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众所周知,《诗经》是《五经》之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它是被作为'经'来说对待的,何以突然变成了'诗歌总集'呢?这正是被今天许多学者所认的20世纪《诗经》研究的最大贡献,即: 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真面目.

中古《诗经》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开启《诗》学“经文”研究新领域

一、引言在《诗经》的传承历史中,中古~①(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相当特殊而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多变与分立格局,促成了学术文化的地域化特点以及多元化发展繁荣的状况。在思想相当自由开放的时代语境之中,《诗》学呈现出独特的面貌。一方面,中古继承、发展了汉代经学,存在一个持久、活跃的《诗》学私人著述传统。

中国神话的三次大变迁

中国神话是一种依附于历史文化思潮而存在的叙事形态和思维形态,是以神秘性思维方式为内核、叙事性表述为手段的表现艺术。人类征服自然力的提升,并不能使神话消失。相反,科学的发展,会给神话以新的神秘性内容。就中国神话的历史而言,它有过三次创作高潮和功能、内涵的大变迁。第一个高潮出现在五帝三王时期,此期神话主在讲述历史,实是历史的神话化;第二个高潮出现在秦汉魏晋时期,此期神话主在阐述哲学理论,可谓哲学的神话化;第三次高潮出现在元明时期,神话的叙述主题变换为宗教性内容,可谓宗教的神话化。

《毛诗》派兴起原因之探讨

汉代在官方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三家《诗》学,最终为民间《诗》学流派《毛诗》所取代,这个结局,曾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研究者多瞩目于事物外部条件的分析或学派优劣的评价,而忽略了对《毛诗》自身的考察和对事物规律性的把握。《毛诗》之兴,其原因实在《毛诗》派自身,取三家而代之,实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所致。

从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看中古丝路上民间佛教的变迁

本文通过分析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关系来揭示刘萨诃民间佛教信仰的本质。刘萨诃信仰典型地展现了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原始状况和传播方式;同时,刘萨诃信仰还细致地展现了下层社会践履型的民间佛教信仰进入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利用、改造和崇奉的全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佛教在上、下层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变迁。

近三百年《诗经》训诂学的盲点与误区

近三百年《诗经》训诂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盲点与误区。盲点被习惯性思维遮蔽而长期无人问津,误区使研究指向与事物本质相背离,由此又大大影响了《诗经》训诂学的发展。盲点与误区的共同之点在于脱离事物本身,单从语言和概念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关注语言的逻辑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远过于关注事物本身,故盲点和误区便出现在语言与概念设定的陷阱之中。要"扫盲"和"脱误",就必须从事物本身出发。

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

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可能是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我们从晋南村落幸存的老宅门楣上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题字,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背后深藏着的意蕴。

流行与崇高交融中“花名宝卷”的演进

流行小调'唱花名'进入宝卷之后催生了多姿多彩的'花名宝卷'。这些'花名宝卷'一方面是流行文化的折射,不仅将小卷导向娱乐化、艺术化的发展方向,而且打破了宝卷信仰教化为主的格局,为宝卷注入了对历史、政治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宝卷劝善思想发展成独树一帜的劝善型的'花名宝卷'。劝善型的'花名宝卷'中最为成功的一种——《花名宝卷·茶花开来早逢春》在清末民国时期突破了宝卷系统,加入到清末民国的'劝善运动'之中,突破了单纯的'流行',上升到了'崇高'。

忆戚桂宴先生

记得那是1992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听到了戚桂宴先生去世的噩耗，顿时如晴天霹雳，目瞪口呆，随后眼泪夺眶而出，在校园的路上，只怕被人看见，匆匆跑回家，爬到床上先大哭一场，待心情略平静后，才赶到戚先生家。送葬那天，我哭得有点失态，过后妻子对我说：“你有点像疯了。”

乾隆朝“清六通”成书时间考

乾隆时期续纂政书"三通",修成《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六书。(1)记载其纂修过程的史料颇多,(2)但有关其成书时间,除《续文献通考》外,(3)其余五书的记载都语焉不详,以致后世众说纷纭。本文梳理目前学界有关"清六通"成书时间各说法(表1),除《续通志》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说为不刊之论外,(4)其余各说均值得商榷。本文拟对"清六通"成书时间进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