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川省民间合会及其纠纷处置浅析--以三台县为例

合会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金融互助形式,因有其相当的社会需求和群众基础,在中国基层社会长期存在,至20世纪30年代依然活跃,并演化出较多的起会形式,成为民间融资的常见手段。然就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川省基层民间合会的实际运作而言,合会围绕会款而起的纠纷较多,究其原因多在于会众在转会之际无力填会,或滥会之际如何处理会款问题多有分歧等。会众处理此类纠纷,多提请地方保甲处理,不成则诉诸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之际虽无章可循,然则可比照《中华民国民法》或审理或调解结案,大体上此际的合会纠纷易于化解。

晚清和民国时期马铃薯在山西的引种与推广

18世纪马铃薯传入中土之后,因其耐寒耐旱特性,在干旱少雨山地居多的晋西北高寒地带之种植逐步推广。马铃薯的引种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饮食习惯,且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山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探讨马铃薯在山西育种、推广和改良的途径与方法,对当代山西农业育种、推广等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具有资鉴意义。

“村政建设”时期的山西乡村税收策略——以抗战前的河东等地为中心考察

民国前期,山西境内战争连年不断,同时“村政建设”也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而与之相随的便是针对山西乡村的巨额税收。民初以来,山西政府即开始在“村政建设”实施中对乡村社会构筑严密的行政治理网络,因此,民国前期的山西乡村税收同样体现出明显的网络性。另外,当时山西政府对农村的利用也具备多面性,这不仅表现在对乡村实物的征收上,而且也表现在乡村“兵差”、劳役、公差等方面,再加上当时山西政府的其他行政治理手段,使得山西乡村的赋税征收又具备较强的隐蔽性和策略性。

“村政建设”与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变迁——兼论“村政建设”的失败原因

从民国初年开始,阎锡山在山西农村逐步推行了系统的乡村改制计划,即普遍所知的“村政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社会的稳定和某些领域的发展,但阎锡山办理“村政”的最终目的在于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因此运动过程中建立了严密的基层行政网络,处处监视乡民的行动,并不利于改制的顺利推进,加之运动的初衷是“取之于农村,用之于农村”,对乡村并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所以并没有得到乡民的真心拥护,同时运动中也缺乏大量热心实施的地方官员,结果这场运动并没有给山西乡村社会和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变化。

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

抗战时期,张闻天及其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所进行的晋陕农村调查,乃是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相当重要的社会调查,其不仅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亦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大量资料,有的已整理出版并为研究者充分利用,有的则被怀疑散失于战火或其他社会动荡之中。尤其是此次调查历时最久的晋西北14村调查,除张闻天自己整理完成的极少量资料公开发表外,其余绝大部分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明它们的下落,而实际上其原始资料仍然较完整地分布于晋省或晋西北的相关地方,这些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将非常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部结合带或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其演变历史,同时亦对大致同一时期的其他华北农村社会调查做了最重要的补充,甚至可能会改变先前有关华北农村研究的某些结果。该项新发现的资料,内容丰富、数量浩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传统、转型与革命: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一种模式

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亦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 ,乃至中国历代政权始终关怀并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由此也显示了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其解决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窒碍。本文以《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一书为入口 ,考察本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演变的基本走势 ,探索本问题研究的可操作性理论模式。而前者仅是前提 。

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倡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教育方针和课程标准,用普及义务教育的形式广为宣传民族精神,以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940年起,太行根据地在"教育正规化"方针指导下推行义务教育。至抗战胜利前夕,全区70%以上的适龄儿童得以入学。在普及教育过程中,中共以检定和鉴定的方式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共文教干部队伍,并通过政治学习和业务考察的方式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进而通过他们在普及义务教育当中去宣达中共抗日救国的政治理念,实现小学教员、施教对象与中共政治的一致性。

学人外交官:国民政府外交使节组成的新变化

民国时期 ,相当多的“学人”任事于外交 ,担当重要的外交职务 ,乃为民国外交人事结构变动的新景观。这一变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职业外交官对整个外交界的垄断 ,造成外交人事结构新的重组以及“学人”自身角色地位的转换 ,同时也引发了他们与职业外交官在外交理念上的矛盾与冲突。

清末民初中国留学教育的多元趋向

清末民初,中国留学教育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新格局,这种趋向适于建构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和合理的专业门类,并有助于提升整个教育水准,亦适应了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此特征乃是中国教育近代化最为显著的标识之一。

非洲部族冲突问题探析

部族矛盾、部族冲突既是影响当今非洲政治生活、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非洲各国政府或执政党必须面对的课题。而殖民主义的入侵，各国部族 政策的失误，持续的经济贫困化，国际社会的争夺，多党制、民主化浪潮的冲击等则是导致 部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从部族冲突的后果看，不仅使经济困难的国家走向崩溃的深渊，而且 由于对经济资源的争夺，仍会给一些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但总的趋势是，大体趋于缓和 ，局部依然动荡。

张闻天与“延安农村调查团”之晋陕农村调查——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原始资料

张闻天1940年初之晋陕农村调查,乃是中共历史上继20年代中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社会调查。此次调查是在中共延安整风的政治与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前后历时一年又两个月,涉及陕北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贺家川、贾家沟、孟家沟、阎家山、西山上、尚家庄、路家南洼和崔家峁村)、米脂县杨家沟村、米脂县城内经济、绥德市商业以及晋西北兴县二区14个村(黑峪口、碧村、中庄、任家湾、桑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需要制定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大力开展干部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干部教育在根据地教育中居于首要位置,它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中国革命特色,既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时代局限性。

北齐别都晋阳城初探

晋阳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王朝建立不久,时有"桐叶封弟"之记载,时"唐国"出现,后又被"晋国"的称号所取代。历经春秋、战国与秦汉王朝的历史演变,晋阳之独特地位逐渐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在北齐时期,晋阳城享有"别都"之美誉。这一尊贵地位的取得并非出于高氏家族对其的偏爱情感,而更多是由其地理环境、历史生态和政治战略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亦是其作为一条多元文化交融带所具魅力的展现。北齐别都晋阳城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晋文化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

工业化时期德国西部城市的崛起及其影响

工业化时期是德国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该地区城市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城市体系逐渐完善,城市类型也朝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西部城市的强势崛起不仅得益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而且也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重心的西移,进而带动了西北地区港口城市的快速成长。

合作抗战难以为继:1940年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潜山起义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徽省成立动员委员会以发挥国共合作抗战职能,该会不仅派出各路工作团广泛发动民众参与抗战,还帮助组建了众多的民众抗日武装。1939年初,皖省主席廖磊陆续将此民众武装加以整编,纳入管理。原怀宁、望江一带的民众自卫力量被编为第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由进步人士云应霖出任司令。1940年1月李品仙主皖之后,卖力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屡兴破坏统一战线之举,加大打击进步力量,安徽动委会帮助桂系抗战虽委曲求全而不得。此际受桂系压制已久的第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决定投奔新四军,并为之联络第五战区独立第三大队郝文波共同行动,殊料此事被郝氏夫妇出卖。1940年4月1日,第九游击纵队被迫仓促发动起义,旋即陷入桂系军队重重包围,起义失败。此事宣告原长江局影响下鄂豫皖地区国共合作抗战方式的结束,也是新四军在江北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新开始。

清至民初河东盐务管理研究

有清一代,运城盐池生产属于“专事畦种”,其经营管理则归“商种”;后盐商又有“坐”“运”之分,虽课税日重,但盐务管理依然稳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运城地区亦成立河东晋军政分府,以河东临时盐政处接管了清政府在河东的盐务主权,随后在河东盐场逐渐恢复生产之际,晋陕两大军事集团因盐利再起风波,终以陕西方面得食盐馈赠而收场。阎锡山在夺得山西军政大权后多次插手河东盐务,盐利之争复起,但最终以1913年初袁世凯设立的盐运使署为标志,“央地之争”宣告结束。1913年4月“善后借款”合同签订,以保列强外债为目的,成立河东盐务稽核分所,自此河东盐务在稽核分所与盐运使的纠纷冲突之下走上改革进程,盐政主权在此期间遭到侵害。

《新青年》在妇女解放中的作用

《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刊物之一。它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同时 ,猛烈抨击封建礼教 ,否定女子片面贞操观 ;积极号召妇女冲破封建罗网 ,恢复独立人格 ;强烈呼吁妇女冲决礼教大防 ,参与社会政治。尤其在十月革命之后 ,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 ,探讨妇女解放道路 ,成为当时倡导妇女解放的主要阵地 。

“中体西用”及其变形

晚清以来的中西文化讨论中，有一翼始终认为儒学、传统 中的某些价值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所要养成、所要建设的新文化只能是固有文化传统的新发 展。如果抛弃了传统，我们就会为外来文化所支配。从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劝学篇》的 发表到五四时期围绕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所展开的讨论，从三十年代“建设中国 本位的文化”到抗战建国时期民族文化的复兴，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思想。但从现代化建 设和文化交流的历史看，传统派的一些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晋国“祭不越望”考论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山川祭祀的等级原则在夏商周三代逐步形成。《左传》关于晋国山川神灵的记述,涉及河渎崇祀者有六条。属于祭祀范畴,并可考察"祭不越望"原则的只有三条,分别是公元前636年,晋文公"沉玉于河";公元前555年,晋齐平阴会战,献子沉玉而济;公元前525年,晋请有事于洛与三涂。详考晋国三次祭祀活动的地理位置,可以发现,晋国对"祭不越望"原则由秉持走向破坏。这一原则的破坏不晚于公元前525年。

太岳革命根据地救灾渡荒述评

抗战期间,太岳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根据地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了救济和生产自救运动。通过救治活动,改善了人民生活,扩大了党的威望,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巩固了根据地,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