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师院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随感

国内的历史专业大部分设立在地方高师院校，这些学校承担着培养中学历史师资的主要任务，搞好专业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作者数年来的教学实践，就《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切磋：限于学时，《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应以政治史为主，突出制度；教学内容应尽量反映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鉴于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应强调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教师也应不断加强自身专业修养。

俄藏инв.№7029号西夏文《八阳经》考释

唐代由中国人所造的疑伪经《八阳经》曾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广为流行,有汉、藏、回鹘、西夏等不同文字的文本存世。西夏本译自藏文底本,译者不明,翻译时间在藏文本之后。论文主要参考P.744、P.749等藏文本对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инв.№7029号西夏本《八阳经》进行释读,兼及夏、汉、藏三种文本的对勘研究,可以为《八阳经》的传播、文献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一份基础资料。

20世纪30年代川省民间合会及其纠纷处置浅析--以三台县为例

合会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金融互助形式,因有其相当的社会需求和群众基础,在中国基层社会长期存在,至20世纪30年代依然活跃,并演化出较多的起会形式,成为民间融资的常见手段。然就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川省基层民间合会的实际运作而言,合会围绕会款而起的纠纷较多,究其原因多在于会众在转会之际无力填会,或滥会之际如何处理会款问题多有分歧等。会众处理此类纠纷,多提请地方保甲处理,不成则诉诸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之际虽无章可循,然则可比照《中华民国民法》或审理或调解结案,大体上此际的合会纠纷易于化解。

浅谈山西碑刻书籍的收集与利用

山西境内保存有大量碑刻资料,在研究区域社会历史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收集碑刻时除了寻访捶拓、查看拓片外,也应着力关注已经出版的碑刻类书籍。山西碑刻类书籍包括碑刻专书、史志书籍包含的碑刻资料等。研究时应就具体碑刻具体内容合理利用。

从供养人壁画看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供养问题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供养人图像是研究契丹衣冠服饰的重要资料,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史书记载之不足,而且也是了解契丹汉化的一个窗口。虽然这六位供养人的身份可能比较高,但释迦塔并不是为了彰显六位供养人的丰功伟业,而是同其他塔一样是为了供养三宝而建。释迦塔的佛供养与法供养从整体上看主要表现的是华严与密教思想,这与辽代对华严和密教的重视有关。

山西师大博物馆所藏两件陶簋年代、用途考析

山西师范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陶簋,其中一件底部中心有一非常规整的圆孔,较为罕见。结合其它出土的陶簋,从器腹和圈足来判断,系西周中期之物。从容积及一件底部带有规整圆孔来看,这两件陶簋应为礼器。

救世济民 兼善天下——对山西省档案馆馆藏《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的解读

1918年山西爆发了一场鼠疫,疫后阎锡山派人纂修了《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对当时防疫进行总结,目的是留存后世以备参考。该书分别从疫病的蔓延情形、防疫行政体系和机制的建立、防疫期间的电文法令等方面进行了记载。其不仅体例完备、内容翔实,更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使用了大量真实照片以及具有专业水准的疫情图和统计报表。该书不仅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也有极高的学术利用价值,其所载内容不仅为疫病史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也隐含着民国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国家和地方的公共卫生、防疫的传统与现代、中西医比较、在华外国人评价等学术话题。遗憾的是这种潜在的价值尚未被大多数人所识。

抗战时期日军对山西交通资源的掠夺与破坏

早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满铁'就拟定了《有关华北交通投资预想》等一系列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准备在20年内完成对华北高达72498万日元的巨额投资,其中对交通及矿业资源投入最大,占总资金额72.74%;设想在20年内修建包括山东济南经山西长治到河南博爱总长4260公里的5条铁路线,开通3万公里汽车运营线。1'满铁'的这些设想后来成为日本制定《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的重要蓝本。

晚清和民国时期马铃薯在山西的引种与推广

18世纪马铃薯传入中土之后,因其耐寒耐旱特性,在干旱少雨山地居多的晋西北高寒地带之种植逐步推广。马铃薯的引种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饮食习惯,且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山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探讨马铃薯在山西育种、推广和改良的途径与方法,对当代山西农业育种、推广等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具有资鉴意义。

晋城建市30余年历史的全面写照——《晋城市志》(1985-2008)读后

晋城古为泽州,地处晋东南、太行山南段,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于此交会。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生态环境较优,矿产资源丰富。史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此活动过,留下多处文化遗迹;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声名远播,令人生畏;唐代成为拱卫京师、遏制强藩的战略要地;

多元智力理论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多元智力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于1983年提出来的,20年来已逐渐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许多西方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加德纳认为,所谓智力就是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其结构是多元的,即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他认为,作为个体,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相对独立的八种智力,这八种智力类型,一是语言—言语,指听、说、读和写的能力;二是音乐—节奏,指感受、辨别、记忆、改变和表达音乐的能力;三是逻辑—数理,指运算和推理的能力;四是视觉—空间,指感受、辨别、记忆和改变物体空间关系并借此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五是身体—动觉,就是运用四肢和躯干的能力;六是交往—交流,指与人相处和交往的能力;七是自知—自省,就是认识、洞察和反省自身的能力;八是自然智力,即辨别环境的特征并加以分类和利用的能力。这八种或更多潜在没被发现的智力虽然相对独立,但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它们以不同方式、不同形式的组合形成了每个人不同的智力特点。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沦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1、在学校里有智力"差异"的学生,但没有"差生"。每个学生的智力都是八种智力的不同组合,每个同学都有其智力的强项和弱项,语文和数学学不好,只能说明其语言—言语智力和数理—逻辑智力较弱,并不能说明其它方面的智力也低下,所以不能定义为差生。

近十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综述

金融史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且颇有历史魅力的新兴研究领域,随着现代金融经济的发展与新史学的兴起,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金融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世纪之交,金融史研究逐渐被推向高潮,中国近代金融史在近十年间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文章以国内近十年来公开出版发表的著作、论文为主,就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并对该研究状况作了总体评析。

试析中学历史反思性教学

反思性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已成为当今教育教学改革的一股强劲的教学思潮,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实施反思性教学?反思历史教学中的教、学及教与学互动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山西企业对中东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应对——以山西六建集团国际承包公司在利比亚投资为例

本文以中东地区利比亚为研究案例,结合利比亚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结山西六建集团利比亚投资受损的教训,明确投资存在的风险及相应的应对方法,减少经济利益损失,以促进山西企业对外贸易顺差,增加省内经济收入,提高山西企业外贸竞争力,为今后山西省扩大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提供借鉴和参考。

庄子《逍遥游》的思想史观浅析

《庄子》一书是研究庄子生平、思想最主要的参考著作。本文试析《庄子》篇——《逍遥游》,从自在精神、理想人格、逍遥之道等几方面认识历史上的庄子。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村政建设”时期的山西乡村税收策略——以抗战前的河东等地为中心考察

民国前期,山西境内战争连年不断,同时“村政建设”也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而与之相随的便是针对山西乡村的巨额税收。民初以来,山西政府即开始在“村政建设”实施中对乡村社会构筑严密的行政治理网络,因此,民国前期的山西乡村税收同样体现出明显的网络性。另外,当时山西政府对农村的利用也具备多面性,这不仅表现在对乡村实物的征收上,而且也表现在乡村“兵差”、劳役、公差等方面,再加上当时山西政府的其他行政治理手段,使得山西乡村的赋税征收又具备较强的隐蔽性和策略性。

“村政建设”与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变迁——兼论“村政建设”的失败原因

从民国初年开始,阎锡山在山西农村逐步推行了系统的乡村改制计划,即普遍所知的“村政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社会的稳定和某些领域的发展,但阎锡山办理“村政”的最终目的在于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因此运动过程中建立了严密的基层行政网络,处处监视乡民的行动,并不利于改制的顺利推进,加之运动的初衷是“取之于农村,用之于农村”,对乡村并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所以并没有得到乡民的真心拥护,同时运动中也缺乏大量热心实施的地方官员,结果这场运动并没有给山西乡村社会和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变化。

荣宝斋西夏本《十王经》释读

西夏文《十王经》译自藏文原本,已知该经书有俄藏两个编号инв.№819、HHB.№4976和河北定州某寺佛像腹中所出的一个版本。论文主要参考捷克布拉格美术馆藏藏文原本,对荣宝斋征集而来的一个最新版本的《十王经》进行释读。荣宝斋本《十王经》与定州所出版本内容接近,同为成书时间更早的俄藏两个编号的简化本,其内容和藏文原本差异颇多。尽管如此,对荣宝斋本的释读依然可以总结出一批佛教词汇的夏、藏对应关系,为西夏语言、佛教及文献研究提供一份基础资料。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与交租问题

减租是抗战时期中共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这一政策从实践层面可分解为两个重要环节,即地主减租与佃户交租。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并非一帆风顺,主佃双方围绕减租与交租展开激烈较量。在租佃纠纷解决中,政权力量已经显现,展现了中共与地主和佃户三者在此过程中关系"互动"的基本图景。同时,在租佃过程中宗族血缘认同渐趋浓重,既显示了宗族组织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又透视出它对中共政策的某种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