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题(笔谈)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了作为主体的汉族外,还生活着土家、苗、瑶、侗、白、回、壮、维吾尔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湖湘历史和文化。自沈从文以来,一代代湖南少数民族作家不断涌现,用文字展现着湖湘文化之美,延续着民族精神之光,在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版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新作频出、佳作不断,以其特有的民族特征丰富着“文学湘军”和湖南文学的民族底蕴与地域特色。我们邀约了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春林教授、杨玉梅编审、王士强研究员就“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撰写专题笔谈文章,本期刊发他们分别为回族作家马笑泉、土家族作家少一、苗族作家梁书正的作品所著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期望促进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和文艺批评的繁荣,推动湖南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地处边缘的疼痛与文学--关于阿莲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哈达图》

地处边缘的作家,虽然远离聚光灯,看似名不见经传,但他们中其实也不乏优秀者可以写出足称精彩的文学作品。阿莲这部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萧红《呼兰河传》的长篇小说即是如此。在她这部带有突出自传性抒情气质的长篇小说中,作家所首先成功建构的,就是独属于叙述者少年“我”(也即“王猫猫”或者“李三连”)的一个哈达图世界。充斥于其间的,既有充满着生命疼痛感的乡村各种隐秘情事,更有作家对那一特定时段中国社会历史类似于海明威冰山一般的内敛式沉思。

山西柳林方言指示代词研究

柳林方言中的指示代词常以“这”及其变读、“那”及其变读、“兀”及其变读形式出现,分别用来表示近指、远指、更远指。指代对象不同,其表现形式和用法也随之变化。柳林方言中指示代词存在连用现象,前词重在指示,后词重在替代。指示代词连用以后,句子的意义没有变化,只是在语气上具有了强调意味。

金代山西文学论略

金代山西文学是山西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山西忻州诗人元好问,是公认的金元诗坛领袖。活跃在汾河流域的"河汾诸老",对元诗有重要影响。金代山西作家的词、赋、散文、小说等,也有很高成就。山西文学家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金代文派,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清时期晋商妇女的精神家园——评《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一书,揭示了一个晋商研究的重要问题,即家眷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往的晋商研究中从未涉及过。本文就晋商家眷文化群体和尼庵文化群体之产生互动的原因及其目的进行了探讨,并对晋商家眷文化群体所涉及的精神家园实质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阐释。通过这样的探讨和阐释,以期对明清晋商妇女方面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元代山西诗人的地理分布与文学价值

元代山西诗人共有109人,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大同、太原、临汾、长治地区,呈现出由晋北到晋南逐步递增的趋势,其形成原因包括自然地理、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在纵向上,大蒙古国时代与元代后期为两个顶峰。山西诗人身份广泛,他们积极参加元代的各类文学活动。代表性诗人元好问、张翥对元代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元好问还是元末文士追求独立品格的源头,具有重要价值。

窦犨传说信仰与山西水利社会

山西是典型的干旱少雨地区之一,在这种生态环境下,民众渴望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取水资源。春秋时期晋国贤大夫窦犨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基于敬水和尊贤的地域文化传统,窦犨这一历史人物被传说化。在太原上兰烈石寒泉流经的地域,广泛流传着窦犨的传说,这些传说强化了民众对窦犨的崇信,传说与信仰相互促动,使窦犨形象经历了从贤人到雨神再到全方位的司水之神的演变历程,窦犨传说信仰在地方水利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深入探讨窦犨传说信仰与区域水利社会的互动关系,剖析窦犨传说信仰的生成发展,并以此为例,思考水利遗产的传承路径。

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百年回眸

20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间文学教材的初创期。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教材基于“五四”文学革命思潮,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中构建教材的基础理论。第二阶段是民间文学教材的成型期,从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民间文学教材承续延安文艺“以人民为主体”的传统,凝聚共识的框架体系逐渐形成。第三阶段是从70年代末至今,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得到大发展,经历了从体系固化到反思自身,在语境研究的学术转向中开拓新的形式。

探索育人实践中的教学问题——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青年谈(二)

国家文化转写的多模态*高健云南大学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起步较早,在过去八十多年发展史上一直强调学科交叉。这不单单指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的交叉,还包括与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边疆学、文化产业甚至理工科的交叉。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

近古哲学本体论与郝经的文学批评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元时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理学的兴起和儒学的本体化。理学汲取佛、道的本体思辨与认识方法,将“理”看作世界的本源和根本规律,由此也深刻影响到文学批评,使之开始由感悟象喻式批评转向本体思辨批评。元初著名理学家、文学家郝经即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其“文道论”“文法论”便是藉此思维得以超越前人的系统建构,不仅在批评史上影响颇大,也是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

山西根据地俗文学作家群研究

以俗文学形式创作的山西籍作家汲取山西革命根据地的魂灵,写出了众多鼓舞人民进行战斗的文艺作品。他们把共产党的精神、民众的思想意识、创建新中国的幻想都融入了这块土地之上。正是山西革命根据地俗文学作家群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构建的文艺理论,为当时的战争和民众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也为共和国初期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导向以及新文艺理论的构建开辟了道路。这也成为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特殊的通俗文学现象、文艺理论现象。

山西女性文学的文化传承与艺术特色

21世纪以来,山西女性文学界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其创作对山西文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这种繁盛局面的形成与女作家们的群体凝聚力有较大关系。此外,山西女性文学有独特的文化传承特点,在表现地域文化中追求独特的审美价值与艺术特色。

数字化生存时代的文学生产

数字化生存时代,技术的革新给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改变着每个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文化氛围。这种影响介入文学生产后,催生出全新的文学生产语境,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接受方式。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及价值取向、文学文本的内容及形式、文学接受与批评机制等都迎来了新变化。

编年体、双线合一与戏剧性——《河山传》艺术形式分析

作为一种疏朗型写作的长篇小说文本,《河山传》在充分彰显贾平凹非同寻常概括和提炼能力的同时,也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编年体方式的自觉运用,二是一种双线合一艺术结构的营造与设定,三是戏剧性手段的适度运用。除此之外,《河山传》在艺术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种以不写为写的暗示性描写方式的精妙运用。

童年记忆与《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发生

或许与艺术才华的长期被压抑紧密相关,“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的王蒙很快就进入了一种文学创作的井喷状态。也正因如此,王蒙把主要记述自己20世纪80年代生存状态的《王蒙自传》第二部命名为“大块文章”。具体来说,所谓“大块文章”者其实包含两种语义。其一,是在文学创作意义上,意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远离文学创作20多年的王蒙在右派问题解决并重获创作权利之后,已被抑制太久的艺术才华终于喷涌而出的状态。王蒙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本文重点讨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可以看作王蒙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写作成果。

清人《论语》笔记对前代的传承与超越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清人《论语》笔记是清代学者带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撰著而成的学术著作,不仅是今人研究清代《论语》的重要文献来源,也是考辨清代学术演进路径的关键文献资料。从释读方法看,清人《论语》笔记以传承汉、宋二学传统为主,分别从文字训诂、经文义理入手,以求对《论语》本义的确解。从解经思想看,清人笔记突破了前代《论语》研究篇幅冗长少有变通、严守家传与师说、治经手段单一的局限,无论是其灵活自由的条辨形式,还是实事求是的解经原则,抑或会通博洽的学术视野,都可谓是对汉代以来《论语》研究的发展与超越。

时间的幻术与生命寓言——关于刘亮程长篇小说《本巴》

或许与现代化条件下包括城乡在内的地域差异性的日渐缩小,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日渐趋同紧密相关,当下中国小说创作似乎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某种同质化倾向的日趋明显。但长期生活在新疆的刘亮程,却毫无疑问是带有鲜明异质性的一位作家。刘亮程的异质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小说文体的选择上。虽然说文无定法,但依照常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一般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大概总是要尝试性地创作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并以这些中短篇小说而接受来自文学期刊的严格规训,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经验之后,才可能进一步从事体量更为庞大、思想艺术内涵更为丰富驳杂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然而,刘亮程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