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成效评价及驱动路径研究

基于融合发展的自组织过程视角,从内外双驱力层面构建了评价体系,以山西省11个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村落为研究样本,综合评估两者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并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探讨了其驱动路径。研究表明:(1)内驱动力权重高于外驱力,资源融合、设施融合、机构融合是影响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2)案例地整体处于局部融合发展阶段,揭示出其在融合动力、融合保障、融合深度及融合过程等发展上存在明显不足。(3)内驱动力组合上,文旅公共服务平台被视为核心条件,反映出融合表现形式上具有“小而精”特征。外部驱动力上,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是核心条件,反映出存在城乡社会服务融合发展短板。(4)驱动路径分析提炼出了自上而下方式的统筹管理路径、改革供给模式的功能创新路径、扩宽融合渠道的资源共享路径、优化要素协同的融合保障路径。

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山西省前4批3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使用ArcGIS软件,采用最近邻指数等方法,探讨并揭示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山西省全域及晋北晋中晋南三大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离散程度高,方向性明显,除晋北地区外,其他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分布上均呈均衡分散型态势;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整体呈现东多西少、南密北疏的特征;根据各自特点,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可以划分为红色旅游发展型、农耕文化体验型、生态康养度假型、特色风景观光型四大类,其空间分布、地域差异、空间密度存在显著差异;影响重点村分布的关键因素是距低级景区距离、交通通达度、高程;第三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与距高级景区距离单因子影响力不显著,但双因子交互作用对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

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协同水平测度及路径识别研究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作为文旅事业层面的融合,能够为产业层面融合提供有力支撑。文章将整体性治理理论引入乡村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协同发展研究,以2006一2020年30个省(区、市)为例,运用哈肯模型对文旅公共服务对象融合、服务主体融合、服务空间融合、服务功能融合之间的协同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并利用QCA定性比较分析法,识别融合子系统不同协同发展水平下的组合路径。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子系统发展可划分为“尝试融合”和“局部融合”两大阶段。子系统中,服务功能融合水平最高,服务主体融合水平最低;(2)2006一2012年,服务功能融合作为序参量,发挥主导作用,是融合协同朝更高级演进的必经阶段。时空演化上,全国整体融合协同水平偏低,存在极差化特征,且东中西三大地区整体波幅差异明显;(3)2013一2020年,服务功能融合和服务对象融合共同作为序参量,显著提升了整体融合协同发展水平,但仍旧缺乏极高融合协同发展等级类型,还出现了地区差异加剧和分化发展现象;(4)由路径识别可知,由低级向高级融合协同演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融合协同发展的重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由设施、组织融合向区域融合、供需要素匹配发展演化的规律,且愈趋向于融合协同发展的高级阶段,愈侧重“软件”环境的优化。

山西省康养旅游测度评价及全域发展路径研究

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发展康养旅游成为提升民生福祉的“新蓝海”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随着山西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康养旅游产业也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一环。文章通过构建山西省康养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测度山西省11地市31项康养旅游指标权重,以障碍度模型测度并探讨11地市前五项障碍因子,利用线性加权法提出5种区域分类:康旅核心区、康旅支柱区、康旅潜力区、康旅提质区和康旅创新区,提出各地应依托其生态、资源及政策优势,打造特色康旅新业态,共同构建山西省康养旅游全域发展新格局。

山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专业课教学的研究——以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为例

将山西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融入文化产业管理的专业课中,不仅是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课程的发散与延展,也是对山西红色文化资源如何更好发展的探讨。针对目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开发和提炼出与专业课内容相匹配的授课内容、丰富教学模式、深化课内外一体化教学体系等方式,经社会、学校与师生的共同努力,让山西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文化产业管理教学实现有机融合。

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山西省为例

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对促进区域旅游资源优化与整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分析2006—2020年山西省11个城市的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规律,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交互效应。结果表明,2006—2020年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呈现明显的U形演化轨迹,旅游生态效率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推动旅游生态效率的优化发展。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变化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一致性,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水平是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空间格局的主导影响因素,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且处于波动状态,两两因子交互后呈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模式,表明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了要积极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优化旅游基础设施、盘活闲置旅游项目、调整优化景区管理、加强入境旅游工作、支持旅游企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加强用地保障等涉及多部门职能的政策举措。

遗产型旅游目的地居民生计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

文章以生计韧性内涵为参考,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方面构建平遥古城居民生计韧性评价指标,探讨古城生计类型和社区网格差异下居民的生计韧性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提升的障碍度因子以及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营型、兼业混合型、工资经营型、务工主导型和补助依赖型。其中,旅游主营型和兼业混合型居民在生计韧性三维度的表现均较好,补助依赖型居民各维度水平表现最低。(2)从居民生计韧性的空间表现来看,以古城东大街-西大街为界,南城社区居民生计韧性表现优于北城社区,尤以迎薰门社区和贺兰桥社区的多数网格表现较好;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方面,高值区基本分布在以“东大街-南大街-城隍庙街”构成的“干”字形主要街道及周边街巷网格,低值区多散布在古城边缘网格。(3)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的障碍度因子均有所不同,其中,社会网络、家庭存款充裕度、生计多样性、信息获取能力、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分别是影响务工主导型、旅游主营型、兼业混合型、工资经营型和补助依赖型居民生计韧性水平的首要制约因素;造成古城居民生计韧性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古城发展与演变、旅游空间结构分异、古城保护政策的外部性和居民的理性生计行为。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的时空动态、驱动机制及培育路径

文章尝试从理论认知、指标构建、实证检验3个层面探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评价、驱动机制及培育路径,旨在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基于产业融合的自组织过程视角构建了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评价体系,运用Bayesian时空层次模型探究了2008—2019年31个省(区、市)两个产业融合质量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和典型案例网络文本分析提出了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驱动机制及培育路径。研究发现:(1)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水平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差异明显,是空间非均衡差异的主要来源。(2)东中西三大地区局部时空趋势的线性演化速度符合马太效应特征,热点地区发展速度最快,多数温点区呈现由负转正的上扬周期,部分温点和冷点区整体增长速度缓慢。(3)多案例地驱动机制分析可知,内部驱动力是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提升的充分必要条件,发展要素是内生力,发展效应是内源力,发展环境是调控力。外部驱动力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创新发展是核心力,协调发展是集聚力,绿色发展是共生力,开放发展是影响力,共享发展是支撑力。(4)长三角典型个案的内容分析提炼出了推进融合目标的高质量顶层设计,强化融合载体的规模集聚效应,聚焦融合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优化融合主体的内部结构,拓展融合业态的交叉领域,激发融合环境的正外部性效应共六大关键培育路径。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评估研究综述:关系辨识、理论发展与体系重构

科学评估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是正确认知融合发展态势的关键,为推进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文章以“关系辨识-理论发展-体系重构”为逻辑思路,从内涵界定、理论基础、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等方面,系统开展研究综述。研究表明:研究者们对文旅融合内涵基本达成共识,且融合发展成效评估研究已有一定基础;评估指标选取呈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特征,但指标构建仍旧以外显性指标为主;评估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评估尺度具有由“面”向“点”聚焦特征,在因素、动力、模式和机制等研究上,缺少全面兼顾宏观和微观层面结论的有机结合;评估内容则由全面协同向重点领域深化,具体针对产业融合的内部结构、发展效率和竞争能力等方面亟待探讨。对此,文章提出以下展望:(1)理论融合创新与丰富研究框架;(2)多维指标创新与彰显融合成效;(3)关注数字创新与聚焦新兴业态;(4)融合质量评估与研究范式创新。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质量,并运用贝叶斯网络因果推断模型解析了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两大产业融合质量呈现三个特征,即融合指数的周期性波动趋势、融合主导路径的阶段交替性、两大产业发展水平与其各自理想水平偏离的间断平衡性;(2)观测期内“以文促旅”和“以旅促文”整体发展水平偏低,融合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融合路径在运行机制上差异显著,以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易受内外部发展环境的被动影响,且其对发展效应具有直接推动作用;(4)高、低偏离度类型对比发现,高偏离度地区两大产业融合路径间缺乏互动,难以形成“蚂蚁效应”。高偏离度地区往往效仿低偏离度地区,但容易陷入标杆学习陷阱。高偏离度地区缺乏能够提升产业绩效的发展效应和发展环境。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了吗?——来自山西省的实证检验

县域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主要阵地,对于全域旅游发展十分重要,探索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对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西省30个县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评估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并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比未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具有更高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②山西省晋北地区的县以及经济规模一般的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更显著;③旅游经济效应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涉旅投资规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升旅游资源价值以及完善公路交通路网等途径来实现。据此,提出山西省县域应继续坚持走全域旅游发展的道路,因地制宜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旅游交通等方面持续投入。

乡村地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成效评价研究

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地区已然成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的重点地区。文章以全国30个省份乡村地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从系统时序演化、地区差异和等级分类等方面探讨了其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对深度融合发展的作用路径加以解析。研究发现: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文化服务嵌入、服务人员保障、机构服务拓展以及服务环境支撑4个子系统,10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构成。但我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服务环境支撑子系统发展水平最高,机构服务拓展子系统上升尤为明显,文化服务嵌入子系统呈现波动发展态势,而服务人员保障子系统则处于低水平徘徊。就融合发展水平等级而言,东部领先省份类型居多;中部以领先省份为主,发展相对活跃;西部地区省份以落后类型为主,未来上升空间较大。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选取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分析了乡村地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的3种路径,即领先型、进步型、追赶及落后型。

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研究进展与新时代发展趋向

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效途径。研究基于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导向和理论内涵,遵循“文献整理—研究历程—主题统计—科学问题—学术动态—未来趋向”的综述逻辑思路,具体通过系统梳理2001—2021年国内外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成果,借助文献计量分析的主题分类统计结果,将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科学问题总结为:理论探讨、融合效应、融合业态、机制改革、成效评估、推进机理,并进一步归纳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维度,对相应的研究主题趋向和学术创新进行了系统阐述,发现已有研究在研究范围、融合对接点、研究视角等方面尚存在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文旅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问题导向,从高质量视角下的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共同富裕视域下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论述了新时代两大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趋向。

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与路径研究--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考察

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探索推动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旅游业融合的新优势,进而促进文旅产业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融合。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案例地,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理论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数字赋能山西省文旅融合发展效果,并运用fsQCA 3.0软件进行组态分析,找寻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结果表明: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评价体系包含融合基础度、融合生产力、融合支持力和融合影响力4个关键过程域(KPA),9个关键实践(KP)以及19个评价指标。太原市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评价等级为优化级,晋中市和运城市为已管理级,大同市、长治市、晋城市和临汾市为已定义级,忻州市和吕梁市为可重复级,朔州市和阳泉市为初始级。山西省数字赋能文旅融合高成熟度等级共形成4条路径,其中,融合生产力为核心条件。边缘条件融合基础度、融合支持力、融合影响力之间存在替代、协同、弥补等3种关系。

旅游研究中SOR理论的溯源、应用及展望

现阶段,旅游领域在SOR理论的应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文章以旅游领域中的SOR理论为基础,深入剖析其理论溯源、研究主题、维度辨析及方法应用,以期厘清旅游研究中SOR理论的应用现状和不足之处并提出研究展望。研究发现:SOR理论的发展演变经历了SR理论、SOR模型等的演变,最终形成了成熟的SOR理论。SOR理论在心理学、环境学和行为学等方面的应用相对广泛。SOR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不同主体的态度及行为、旅游网络营销研究、旅游目的地品牌及形象研究等方面。在旅游领域研究的SOR维度中,刺激维度由外部环境扩展到内部、外部环境等要素,机体维度由情绪拓展到认知、情感、知觉及态度等要素,反应维度由趋近、躲避行为拓展到各种意愿、行为等方面。此外,SOR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方法包括定性方法、定量方法及混合方法。最后,从理论审视、维度辨析、多方法应用及动态测度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旨在为旅游研究中SOR理论的深化应用提供参考。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及关键驱动因素研究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旅游专业化水平为研究对象,从区域经济、创新能力、生产要素、旅游服务、制度政策5个维度构建驱动因素指标体系,基于2008—2020年黄河流域61地市的面板数据,借助核密度估计、全局莫兰指数、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研究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和驱动因素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区域差异随时间扩大,部分年份存在右拖尾现象。(2)旅游专业化水平全局莫兰指数为正,存在空间集聚态势;局部空间集聚类型中“高-高”“低-低”“高-低”集聚区的范围扩大,“低-高”集聚区的范围缩小。从空间角度看,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亦扩大。(3)9个驱动因素对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时间上呈现出稳定型、递减型和递增型3种特征。(4)黄河流域上游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为区域经济、创新能力和旅游服务,中游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为区域经济、旅游服务和制度政策,下游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为创新能力、生产要素和制度政策。

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形成机制

文章从网络化视角出发,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解构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内涵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借助VAR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将2006—2018年我国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面板数据转换为空间关联矩阵,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QAP二次指派程序法探讨其形成机制。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黄河流域9个省份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旅游产业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黄河流域各省份旅游产业韧性水平进行测度,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障碍度模型、门槛模型分析黄河流域各省份旅游产业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研究时段内,黄河流域各省份旅游产业韧性水平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经济、社会、环境韧性子系统发展差异呈现“两升一降”的变化趋势;(2)黄河流域内,省份间发展不平衡,旅游产业韧性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由东至西阶梯递减格局;(3)旅游产业韧性与经济、社会子系统韧性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其中经济韧性对旅游产业韧性存在双门槛效应,社会韧性对旅游产业韧性存在单门槛效应。

红色旅游政策的演进特征及量化评价

文章选择2004—2020年的141项红色旅游政策,以政策工具框架分析我国红色旅游政策演进特征;构建了由10个一级指标和40个二级指标构成的PMC指数模型,对10项代表性红色旅游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研究发现:我国红色旅游政策体系初步建立,与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战略配合紧密,其演进呈现时代性特征;同时,红色旅游政策工具也呈现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的非均衡特征。所选10项红色旅游政策共分为两个等级——可接受级和优秀级。优秀级政策样本得分较高,政策质量较高,对于可接受级的政策应该充分考虑政策性质、政策时效、政策主体、政策领域、激励约束等多个方面的优化。下一阶段的红色旅游政策制定,可以从整体上、结构上、单项上进行改进。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多类别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我国3 54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新增项目与扩展项目)进行多类别空间分异研究,并运用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工具探寻非遗项目的多类别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我国五大类别非遗项目具有分布广泛且省域分异显著的特征,数量占比排序为表演艺术类>传统手工艺类>社会实践、仪式与节庆类>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2)非遗项目总体与表演艺术类呈“双核多中心”,传统手工艺类呈“双核弱中心”,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以及社会实践、仪式与节庆类呈“多核多中心”,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呈“单核多分散”空间分布态势;(3)我国非遗项目总体呈集聚分布状态,表演艺术类、传统手工艺类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强于其他三大类别,非遗项目总体与各类别项目具有鲜明的东—西向分布特点,且空间重心均处于中国几何中心东南部;(4)经济发展水平、非遗传承情况、旅游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地貌形态、河流水文、气温热量、大气降水等均是非遗项目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但其解释力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