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刑法中匪盗罪之行为变迁研究

匪盗罪为近代中国刑法中一直存在的罪名,社会危害性严重。自清末直至民国时期的刑事立法都对匪盗罪作出相应的法律规范。罪罚相当,关于匪盗行为是否为罪,适用何种刑罚处置,各类案件是否为匪盗犯罪等问题的解决皆有法可依。无行为则无犯罪,刑法对匪盗行为的认定标准逐渐细化,由重视匪盗行为本身过渡到确定匪盗行为的不法目的性,最后上升到认定匪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匪盗罪在近代中国刑法中的法律涵义更为明晰。

论积极刑法观下高空抛物罪的扩张与限制

积极刑法观主张刑法应对社会潜在危险作出提前预防,高空抛物罪就是积极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天然具有潜在的扩张风险,一旦扩张将会引发泛刑化问题,无形中还会虚化民法的力量,激化社会矛盾,造成非良性循环。为应对高空抛物罪潜在扩张风险,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向探索限制高空抛物罪扩张新路径:一是程序法方向的“高空抛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是实体法方向的“民刑行分层共治模式”。

近代中国刑法共同犯罪中教唆犯之理论变迁

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共同犯罪制度在清末变法修律之际开始转型,为民国初期的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教唆犯(古中华法系成为“造意犯”)也处于变化之中,故其在清末修律、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中,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立法与司法也呈现出断裂与融合的情况。立法层面上,共同犯罪制度逐渐废弃了传统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规定,教唆犯理论借鉴了西方先进司法理念,从而建立近代刑法意义上的教唆犯理论。司法层面上,清末修律时期采用《钦定大清刑律》,北洋政府时期采用大理院判决例、解释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例、解释例进行补充解释,对立法关于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规定进行了变通,致力于消除司法与立法之间的断裂,积极与立法融合。

近代中国刑法中匪盗罪之罪刑变迁(1902—1949)

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盗匪更是不绝于世,盗匪肆虐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故清末民国时期各政府不断颁布刑事法律对盗匪行为进行规制,但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实践之间仍有断裂之处。随着近代西方刑法的引入,立法上盗匪规定日趋完善。司法实践中,清末修律多适用《钦定大清现行刑律》处理盗匪案件,北洋政府将盗匪刑事特别法与大理院判决例、解释例相结合惩治盗匪行为,南京国民政府采用最高法院判决例和解释例对立法不足加以补充。各时期政府为实现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融合而努力。

从受财枉法罪立法制度嬗变看中国法律近代化

唐、宋、清三代,以其中的律法条文为典型分析中国古代受财枉法罪的立法特征以及罪刑变迁,重点阐述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受财枉法罪立法制度。通过对历朝历代的法典《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清律例》《大清新刑律》、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官吏犯赃治罪法》等具体法典条文的深入挖掘和剖析,由中国近代受财枉法罪立法角度出发,对惩治官吏受财枉法犯罪历史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从而认识近代惩治官吏职务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规律,进一步反映中国法律近代化历程,同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惩治职务犯罪的道路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