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哲学与人类共存亡”——读《康德书信百封》札记三则

对先验哲学,康德深思熟虑地作出了两大结论:一是先验哲学从理论到道德实践,都使"理性感到满足",且有不可遏止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哲学将是先验哲学的新辉煌,其根源全是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二重奏中演奏出来;二是先验哲学由于植根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的深刻融合上,其根基与人类共存亡,所以"永远没有必要进行任何观点的更改、修订、或者体系形式的改变","在未来的一切年代里都是人类最高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康德的这种通透旷古与未来之自信,给学人们研究先验哲学大开了眼界。

中西哲学与美学转换的契机与模型

按照西方之本义与模式,中国既无哲学也无美学。此是前贤识见。欲求取中国既有哲学又有美学,则必须抛弃仿袭西方之路,另立哲学—美学模型,使之统辖西方学问,也开出中土学问。哲学是对宇宙人生之反思,因中西之反思方式、内容各异,故哲学形态也异。美学,西方是真善美分别说,中土是合一说,根盘在乐;中土论美重德不重色,更重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中土曰艺术兴味,不称审美。此"合一说—人生艺术化"即是美学的根盘。寻找与把握住这本源,便是中国哲学(心性哲学)、中国美学(乐学)得以发生、发展的依据;若无此本源性根盘为依据,而大谈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则是十足的东施效颦与文化奴相。民族复兴全靠民族自信力:我们有五千年的连续文明,足可放弃仿袭之惰性,创造自己的辉煌。

“生命美学”如何定位——文化方向的大转换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初,潘知常教授便在中国学坛开拓出了"生命美学"的新路向,从而区别于西方的"物象"美学。其理论根源,近者则直接来源于牟宗三学说,远者则发源于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的昭示。其说言之有据也。当年,他以"生命美学"的铁扫帚,横扫一切,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连"虎"也难以逃避("美是真与善的统一"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美导真,以美储善",等等)。其可贵者,是一种"学术锐气";但其欠缺者,是没有把这种理论主张在中土德性学理层次上,由根而表地贯彻到底——让论著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

穷理尽性 开拓学术主航道——学术之现实时势与历史主脉大气的撞击

当今的学术事业,大而言之,要"开拓学术主航道",小而言之,是严格训练进入学术之门的"入头处",即把握好一个关键:"看得道理缜密/看得道理熟"。这是"穷理-尽性"的突破口。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思维方式,皆是在"唯物-唯心/客观-主观/进步-反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左派-右派/红色-白色"之二元对立中训练出来,日久成习,人们只有以前项横扫后项的本事。今天的形势,也许改变了许多,但高校中的"黑三角"却是赫然存在,是无法清除的人生难堪。学术的希望不在遥远的地方,就在于能否跨越当下的门槛。

近百年中西文化撞击中之理论难题——兼论五位大师少壮时节之理论突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在国家命运与传统文化两大方面同时遇上了生死存亡之双重危机,面对此灾难,崛起了应对时势的极为壮观的大师群。最令人注目者是大师群在少壮年龄时节便呈现了开风气之先的精神狂飙,在民族危难中以自己的心血与智慧反思与提炼出"政治—学术—人格"融贯一体的人生处世范式。中西文化撞击,必须闯过两个大关(难题):一是铸造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学术—人格"融贯一体的人生处世范式(信念系统);二是中土哲学之"形式"(理论系统),必须由中土哲学之"材料"生发出来(知识系统)。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学术方向与突破。两者合璧即是一个健壮的、有大义担当的中国士人。若落实于人生智慧上,即是信念系统与知识系统之贯通一气。

《“天人合一”论》后记

西方是物性文化,重于物质之实体论,把"天—地—人"大系统,都一律视为物性之实体;中土是心性文化,重于心性之功能论,把"天—地—人"大系统,放在"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心性功能协合活动中,汇聚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天人合一"的特有心性生命空间。若失去这个三相心性功能聚汇空间,中国全部文化将失去依托之底盘而自行散架。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所造成的影响,使中国文化的论述失去了依托的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