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审查边界与救济路径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是加强行政调解与司法程序衔接的有效路径,可以给予行政调解实质上的支持,从根本上解决非诉调解协议缺乏法律强制力的问题。法院在司法确认程序中,必须坚持"适度审查"的理念,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明晰对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边界,凸显其特别程序的本质。同时应从虚假调解防治、协议瑕疵校正、裁定错误补救、无效宣告应对等方面构建多元化的救济机制。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的完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的一种创新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虽然突破了传统民事侵权责任对环境损害救济的不足,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我国立法没有明确生态环境修复的相关规定;二是认定和评估环境损害事实难以落实;三是环境修复责任的主体规定过窄;四是生态环境修复保障制度不健全。因此,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立法,明确环境损害认定和评估机制,扩大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主体,建立专门的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并构建有效的环境修复监督制度势在必行。

论医疗损害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

在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基础上,对医疗损害中因果关系的特点及多因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建议在认定因果关系的审判实践中,遵循相当性原因之充分考虑原则、过失不可替代因果关系之原则、丰富价值判断之承载原则和概率表示法之可行性操作原则。这些原则的适用,将有助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更公正、合理和准确地裁量医疗损害侵权责任。

市场经济下个人信息使用中的信任权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也是信息经济,公民个人信息日益具有商业价值。同时,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又越来越离不开出示自己的个人信息。这就为某些个人信息收集者泄露和倒卖信息提供了原动力和可能。我国目前法律体系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制度性缺陷,比如立法层次不高的单行法规规范的零散性,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狭窄性,民法、合同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抽象性和不周延性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民事权利范畴不断拓宽,公民使用自己个人信息时对相对方(信息收集方)的合理信赖完全可以构成一种新的法益被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畴。因此,构建公民个人信息使用中的信任权制度,有利于解决个人信息领域现行法律忽视对权利人民事权益的保护与救济问题。

基于市场生态视角的会计职业机制重构探讨

国内上市公司会计假账十分严重,充分暴露了中国职业会计师被动依附的法律地位和会计市场生态的严重危机。会计职业由财务会计师职业、注册会计师职业和管理会计师职业构成,已成为建构法治社会和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职业力量。中国会计市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会计职业利益保障、风险控制和担保机制缺乏。基于生态学原理,提出应从会计职业利益保障机制、会计职业风险控制机制和会计职业担保机制三个方面来重构会计职业市场生态,建立起会计职业与服务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防范会计假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陆台经济一体化下陆资入台的信任障碍与制度构想

作为大中华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与大陆近年来的经贸活动日益频繁,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然而,目前台湾方面对陆资入台在开放措施、投资领域、对大陆人员的信任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因此,要克服陆资入台的种种困难,两岸应该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签订《陆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构建CEPA以及尽早制定陆资入台规划与安排。

对构建我国别居法律制度的思考

别居是指夫妻双方因感情出现裂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终止婚姻共同生活而不履行同居义务的事实行为。别居制度则指国家用以调整和规范夫妻在别居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充分认识我国设立别居制度之必要性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从立法体例、别居的理由、别居的程序、别居的法律效力和别居的终止五个方面来构建我国的别居法律制度。

“诉调对接”的理论透视及制度建构——司法救济与社会救济的互补性研究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剖析了"诉调对接"的内涵和正当性基础,从理论上寻求"诉调对接"的存在价值,指出"诉调对接"是实现司法救济与社会救济互补的最佳途径和有效平台。同时结合司法实践,就"诉调对接"的原则确定、流程设置、平台搭建、核心保障等问题提出具体设想,并对构建"诉调对接"的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就司法审查的程序启动、审查原则、结果判断、强制执行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新公司法注册资本5年内缴足的法理基础与实践回应

法律规定与市场反应李志刚:2023年12月新修订的公司法,最受各界关注、对投资人影响最大的变化,可能要数注册资本5年实缴的规定,也就是新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的规定。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接续传承 湖南雷锋纪念馆掠影

湖南雷锋纪念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纪念馆建于1968年,总面积108000平方米,由雷锋故居、雷锋塑像广场、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领袖名人题词碑廊等组成。雷锋故居位于纪念馆东侧,土砖茅草屋建筑面积不足60平方米,1940年12月雷锋出生在这里,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被亲戚收养,在此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分配公司剩余财产的依据:认缴比例抑或实缴比例

问题与观点李志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据此,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分配,是按照认缴比例出资,还是实缴比例出资?观点一认为,应按照实缴比例分配,理由是公司法规定分红比例按照实缴,应类推适用于公司清算;观点二认为,应按照认缴比例分配,理由是责任承担是按照认缴,故应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财产分配也应当按照认缴比例。

双层一人公司的连带责任:公司法与民诉法的双重视角

问题与观点李志刚:请教诸位师友一个有关一人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甲乙丙都是一人公司。其中,甲公司的股东是乙公司,乙公司的股东是丙公司。现甲公司的债权人作为原告,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诉请甲乙丙三个公司同时承担连带责任。

为他人债务提供保证与破产撤销权

问题与观点李志刚: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破产撤销权的问题。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

公司对外担保无效之赔偿责任

李志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内涵和效力的发展与拓展,在实务界产生重大影响,将产生一系列公司对外担保无效的案件。对于担保无效的责任问题,《纪要》第20条规定:“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观点一:法律规定要有决议,债权人接受无决议的担保,过错在债权人,此时公司无过错,应当无责任;观点二:公司有选任责任,选任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人不当,才导致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人越权代表,签字并盖公司印章,故公司应当承担不超过1/2的补充赔偿责任。请问您怎么看?

出资义务、资本公积与诉讼时效

问题与观点詹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9条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13条第2款、第14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事前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之合同条款的效力--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之适用

发言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王长军(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周晓晨(湘潭大学)、谢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薛军(北京大学)、吴庆宝、王志诚(中国文化大学)、林晓青(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刘生亮、李志刚、戴景月(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张静(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办理中的困境及其解决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有了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亦开始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作为独立案件受理,越来越多的人民法院开始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家庭暴力受害人司法保护工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但作为一项新兴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开端不可避免地会因立法、实践经验、工作机制的不成熟而遭遇些许困境。笔者试从所亲历的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对相关困境进行探究并寻求解决之道。一、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办理概况(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笔者所在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后的首批试点法院之一.

“风险评估”的“风险”——司法强拆“风险评估”司法审查权的主动性旁落与重拾

在“司法强拆风险”的评估中，人民法院是该将司法强拆“风险评估”的审查权完全信任地交给政府还是应该主动承担起司法审查的责任，在当前的司法实务中一直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本文以风险评估的“风险”为视角，从风险评估报告、法院的司法实践和具体典型案例等方面实证考察司法强拆风险评估运作现状，剖析了司法强拆风险评估中法院司法审查权旁落的制度原因，认为粗疏的法律规定纵容了司法审查权旁落，多重的行政化干预使得法院在独立行使职权与支持地方政府中心工作中艰难权衡，模糊的价值功能和机制构建进一步导致了司法审查权的旁落。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通过完善司法强拆风险评估的程序设置，建立风险“制动阀”机制，引入第三方思维，确保法院独立评估的地位。完善司法强拆风险评估的配套措施，从风险源、风险指标、风险等级等具体措施上重拾具有现实意义的风险评估机制。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1990年,我从湖南省司法学校毕业,进入长沙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下班后,同事们喜欢三五成群打打牌、跳跳舞,但我不会打牌,也不会跳舞。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经常提醒我趁着年轻多读点书,提高学历。于是,我又拿起法律书籍,考取了自考本科文凭。时间一天天过去,每每想到身边和自己一样学习法律的同学大都在司法系统工作,我总会因未能学以致用而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