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动能,探索数字化赋能之路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数据的重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数据即资产”已经被广泛认可,成为企业乃至国家发展的根基。在当前时代发展背景下,数据资产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并特别强调了数字经济是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银行应加快布局汽车电商金融市场

在中国,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消费观念也不断升级,汽车消费金融正走进民众视野。放眼全球市场,我国汽车金融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发达国家汽车金融的渗透率普遍在70%以上,而我国仍不足40%,同时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渠道尚属有限,资金来源相对不稳定,相较于银行资金成本较高,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优化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夯实金融强国基础建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体系化分工,但资本市场在融资与投资功能的平衡性、市场规则的完善度、投资者理念的成熟度等方面,仍然存在改善和提升的空间。本文围绕资本市场新“国九条”的重要政策精神,探讨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重要意义,通过借鉴成熟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优化我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夯实金融强国基础建设提出六点建议:一是贯彻“投资者为本”理念,保证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二是落实投资者教育,培育理性健康的投资理念;三是持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四是监管“有棱有角”,提升主体行为的规范程度;五是优化金融中心功能布局,改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六是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丰富人民币国际投资市场.

着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更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范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它贯穿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全球的和平发展、科技的守正创新以及民族的自立自强等多个领域。

宏观因子、投资者行为与中国股债收益相关性——基于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CC-MGARCH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计算了中国股债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进而研究了中国股债收益相关性的时变机制。研究发现,由于特殊的债券投资者结构,传统"避险行为"理论对中国市场的解释力不足;基准利率、经济增速和自相关性是中国股债收益相关系数条件均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中国股债收益相关系数的条件分布也具有时变性,其尾部风险受基准利率和自相关性的显著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解释了中国股债收益相关性独特的波动路径,并为管理股债资产组合的相关性风险提供了分析工具。

经济战“疫”货币先行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国,中国经济料将承受阶段性冲击。我们认为,为避免短期冲击向长期风险演变,货币政策亟待提早发力。一方面,不同于"非典"时期,受本次疫情制约,积极财政或将遭遇规模、时滞、效力的瓶颈,亟待货币政策率先破局。另一方面,伴随通胀约束和期限利差约束的纾解,未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降息"的空间有望温和扩张,将为货币政策提供发力支撑。由此,我们预判,2020年全面降准、LPR"降息"等总量性工具有望部分前移,结构性工具有望侧重疫情地区、服务业和中小企业。2020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低开高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不会动摇。

新对外开放格局下香港金融市场定位与中资机构的机会与使命

中国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香港回归21周年之际，为落实《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十九大报告精神，中国宣布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领域和时间表，包括多项措施，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等。在此背景下，《清华金融评论》专访了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丛林先生。他表示，未来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将继续扮演“桥头堡”般的重要角色，发挥“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和枢纽优势，重点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融入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大局，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在新的开放格局下，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中资机构而言要紧紧抓住新的周期机遇，继续做好中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领路人”和中国资本布局全球资产“开路先锋”。

从政策协同看货币政策的边际调整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2018年下半年,随着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上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渐显。受此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增长＂与内外部的＂防风险＂亟待精准平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汇率政策的搭配面临新一轮挑战。我们认为,得益于近年来的机制革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形成了长期分工、短期协同的新关系,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关系则从＂相互冲突＂转变为＂荣损与共＂。

制度、科技与经济繁荣——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点评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他们因在制度经济学、技术变革与长期经济繁荣之间关系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这一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