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纠纷司法审理的困境与建议——以B市A区人民法院案件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信用卡业务的快速发展,信用卡纠纷日益增多,尤其是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因信用卡逾期产生纠纷的案件数量猛增。本文以近年来B市A区人民法院(以下统称“X法院”)涉信用卡民事纠纷案件为例,对此类案件的基本情况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化解对策,以期从源头上防范化解信用卡纠纷,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营商环境。

树公朴形象创一流业绩——记巴中市巴州清江人民法庭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清江人民法庭辖6乡3镇14万人。现有干警4人。该庭以审判质量为重点，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开展各项审判和执行工作，连续五年年均结案400件左右，结案率均为100％，居全市法庭之首，基本做到无执行积案。在办案效率上，体现一个“快”字。其中一月内结案的占80％，三月内结案的占17％，六月内结案的占3％，从无超审限的案件。

基层司法机关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以P县人民法庭为分析样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2014年12月1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

死刑刑罚具有不可逆转性,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是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是刑事国际司法准则、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指定辩护中有效辩护保障机制的阙如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需从实行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设置辩护质量的底线标准、确立程序救济渠道等方面加以着手。

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论盗窃比特币的行为性质

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性。如,侵犯的法益不同,有损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损行使追回相关损失的诉讼权利。虽然目前将比特币等同于法定货币尚有诸多障碍。但是比特币作为财富的象征毋庸置疑,交易、支付、储存比特币的现象越来越多。因此,将比特币解释为刑法上的财物,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不会超出国民对刑法的合理预期。在成立盗窃罪的前提下,由于当前比特币价格极具动荡性,宜按照被害人获取比特币的途径来计算其损失——盗窃数额,即通过"挖矿"获取比特币,则盗窃数额应综合考量"挖矿"成本;从交易平台买入比特币,则盗窃数额应综合考量买入成本;以产品或服务换取比特币,则盗窃数额应综合考量产品或服务的公允价格。

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强化财务核算工作的若干策略思考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当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工作涉及的项目以及内容也日益广泛和庞杂。针对新时期的新需要,国家加强了对行政事业财务核算工作的制度建设,不断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和改进。但是就行政事业单位自身来看,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在财务核算工作中还需要从财务制度的执行力、经费开支标准、监督手段以及核算软硬件基础建设等几大要点来进行加强。

论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与事故责任的辩证关系——基于同一案件两种裁判观点的实践反思

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事故责任与赔偿责任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二者的混淆在部分特殊案件赔偿责任划分中会引发公平问题。通过对比甲乙法官的不同观点,并经数据分析,认为当存在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无赔偿能力和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已购买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前提下,法官应在裁判规则形成过程中运用法律系统解释,适用公平原则,着力寻找"合适"的赔偿责任人,并打破司法惯例,突破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在承担赔偿责任时的惯例划分模式,充分考量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公益性质,妥善平衡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期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司法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为与不为”

在社会转型时期，唯有创新社会管理，方能有效地应对挑战。司法机关与社会管理创新有两重关系，一个是外部关系，一个是内部关系。外部关系，是指司法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通过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管理制造一个和谐、稳定、有序的外部环境。内部关系，是指司法职能属于国家职能的一个部分，司法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其活动本身也是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注意限度，既要坚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

论公平原则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分配中的适用——以H省B市145个案例为分析样本

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事故责任与赔偿责任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二者的混淆在部分特殊案件赔偿责任划分中引发公平问题。文章通过对比甲乙法官的不同观点后,经过数据分析,认为当存在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无赔偿能力和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购买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前提下,法官应在裁判规则形成过程中运用法律系统解释,适用公平原则着力寻找"合适"赔偿责任人,并打破司法惯例,突破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在承担赔偿责任时"二八或三七或四六开"的划分模式,且充分考量第三者商业责任险公益性质,妥善衡平当事人权利义务,以期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困境与出路——以132份污染环境罪判决书为例

污染环境罪在罪过形式、保护法益、行为构造三个方面存在理论争议,相关司法解释在立法层面将不同质的内容强行杂糅是其重要原因。争论导致污染环境罪在司法适用层面存在诸多困境:法官避谈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自觉”将法定量刑进行再次分层;模糊处理污染环境罪的因果论证。应当明确其罪过形式为故意,借鉴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之构造,将污染环境罪的量刑幅度予以拆分,并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其罪过形式。

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实施危害行为刍议

在传统司法实践中,一律认为吸毒所致精神障碍者实施了危害行为应追究刑责的观点太过片面。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认为吸毒后实施危害行为不能直接适用刑法第18条第4款关于醉酒的规定,且应区分吸毒行为与吸毒成瘾以及因吸毒造成的器质性精神障碍三种类型,针对不同情形,对行为人的处理也应有所不同,同时还应关注保安处分制度对吸毒所致精神障碍者的重要矫正作用。

类型化与解释:网络犯罪中若干构成要件要素的定性困境及其应对——以裁判文书网100个案例为分析样本

传统观点认为可以将网络犯罪分类为纯粹的网络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通过对100个涉网络犯罪案例的类型化分析,发现有必要将以网络为犯罪空间单独列为一种类型,然后可划分出三种类型,即以网络为犯罪对象、以网络为犯罪工具、以网络为犯罪空间。但是,这三种类型的网络犯罪中涉及的若干构成要件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定性困境。解决上述困境的出路是对网络犯罪中涉及的若干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扩张解释而不是重新立法。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若干问题研究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通过对"何谓强迫"、"强迫的主体与对象"、"强迫的客体"、"强迫所获供述如何处理"、"是否需要告知这一条款"等相关操作问题进行法解释分析,以期促进该条款的司法适用。侦查机关自行办案采取的暴力性强迫或严重威胁性强迫所获的供述应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排除,同时,为避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虚置,侦查机关与行政机关以联合办案为名,行侦查之实所获取的当事人自愿性陈述不得作为诉讼证据材料加以使用,如要使用,须重新制作,当然,这一过程中更不得强迫其陈述。

故意伤害中认定简单共犯中主犯的具体方法

故意伤害中认定简单共犯即指故意伤害的没有明确分工的共同实行犯；综合哲学、刑法理论与实务说来，故意伤害中简单共同犯罪人的主犯认定有以下一些方法：主客观统一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临界点标本比较分析法、时间线索分析法、原因力程度分析法；本文结合秦某案对故意伤害中简单共犯的认定方法做理论应用分析，以期对故意伤害简单共犯的实践应用有所裨益。

攻克贫困地区法院执行难的有益探索

近年来，通过全国法院解决“执行难”活动的深入开展，执行了一大批积案，执行工作被动局面有所缓解。但是，“执行难”仍然是困扰法院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执行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法院，“执行难”的现象更显得突出。巴中市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当年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在地，属典型的老、边、穷地区。近年来，巴中市两级法院从实际出发，对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绩，2000年全市法院共执结各类案件3289件，比上一年增加了4．25％，结案率达85．5％，2001年1至9月又执结案件1013件，

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研究以S省A市法院改革试点情况为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具体到法官职业保障方面,相关改革举措大多为宏观性和基础性措施,在实践层面存在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以作为改革试点的S省A市法院为例,该院虽然制定、实施了多项法官职业保障相关措施,但仍然存在不合理、不科学、不协同、不精细等问题。

盗窃罪的三个疑难问题研究——以理论自洽与实务判断为导向

我国普通型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不限数额的财物的所有权与占有。盗窃既遂不等于成立盗窃罪。行为人盗窃数额非较大的财物未遂的,不应处罚,这既符合立法者原意,又获得刑法评价的公平性。行为人盗窃数额非较大的财物既遂,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未遂的构造时,才能认定为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既遂。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未遂的构造重点表现为:行为人必须认识数额较大的财物、对数额较大的财物有现实的盗窃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没有既遂,但数额较大的财物有被盗窃的客观危险。

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兼谈构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质量标准

死刑刑罚具有不可逆转性,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是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然而指定辩护中有效辩护的保障机制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需要实行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设置辩护质量的底线标准、设置程序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