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的平等：按对群体认同的贡献分配

若一个社会内部的平等建立在要求保留政治意义上的“我们”认同(identity)之上,那么这个社会是否公平?当平等与每个个体在维护群体认同稳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挂钩时,这样的平等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那些在认同方面最能满足政治社群期望的人来说,优先考虑平等是否合理?这些问题绝非纯粹的理论,而是围绕非常具体的问题在公众辩论当中出现的。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所呼吁的针对社会福利分配和就业的“国民优先”,以及以“美国优先!”为名所提倡的措施,均表明满足国家社群认同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平等原则。无论是训导人们公开承认欧洲是“基督教发源地”,还是在支持“脱欧”中断言的保护“英国特性”(Britishness)的必要性,抑或是对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移民与难民的到来所产生的敌对反应,都进一步生动说明了以下恐惧在不断增强:被视为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组成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的构成要素将会消失。

新自由主义的新精神：平等与经济繁荣

引言在整个20世纪,欧洲福利国家带来了新的权利以及财富的再分配,使减少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成了持久而正义的“体面社会”(Spitz 2012)的保证。“将人从必需中解放出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使社会正义与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Supiot 2010)。正如战后时期人们设想的那样,国家团结是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方法伴随而来的:在危机时期,社会保护和再分配通过支持经济衰退期的需求而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从而防止经济活动的崩溃。

隔都、郊区——差异正在消失吗

引言我们能否真正对不同国家里被相对隔开的工人聚居区进行比较,就像找出法国和美国的工人聚居区的不同之处那样,找出它们之间在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差异?如果回答是“能”,那么,比较的目的又是什么?作此尝试性的比较,又有何必要?对此,应该先简要明确一下我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