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创新公安执法监督管理机制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公安数字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例

2022年公安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推进会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健全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大力推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推动实现执法办案、监督管理、服务保障一体化运行。实践中,上海公安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契机,积极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深入推进公安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充分利用智慧公安建设成果,探索数字赋能公安执法监督工作新路径.

刑事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完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工作机制探索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是北京市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品牌",已经形成"一站式办案、合成化作战、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办案机制。新时期应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扩展办案中心的职能应用,构建与完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案件管理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涉案物品管理中心""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民警培训基地"等工作机制,并为适应刑事司法改革做更多的尝试。

治安案件中的正当防卫认定

正当防卫是公民对不法侵害进行自我救济的法定权利,我国民事和刑事领域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了明确规定,在治安执法领域,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基层的执法难点。在治安案件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发挥其及时保障被侵害人合法权益、有效震慑违法人员、伸张社会正义的功效,对于当前治安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深入推进首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是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关键所在。首都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首都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职责,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任务尤其艰巨。针对当前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着力深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执法制度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及执法信息化建设,努力推动首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

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保护处分措施与治安管理处罚的衔接研究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完善了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三种保护处分措施。由于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适用范围存在交叉,在制度层面出现了保护处分措施与治安管理处罚的二元处置格局。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仍以治安管理处罚为主,未能实现保护处分措施提前预防与治安管理处罚惩治之间的平衡。基于两种措施理论定位的不同,实践中应坚持“教育挽救”总方针,以“教而不罚为主,罚教结合为辅”为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行为危害程度等因素,分级分情况分类施策,妥当适用保护处分措施和治安管理处罚。

浅谈公安行政执法时如何遵循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已为境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广为采用。但我国在行政执法中普遍对比例原则考虑不多,导致行政执法裁量不当,执法不公。公安机关既是刑事司法机关,又是行政执法机关,拥有广泛的行政执法权。在具体行政执法时,应遵循比例原则,做到行政行为适当、必要与法益相称。

规范执法行为 建设法治公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描绘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揭开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篇章,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明确、清晰的方向和道路。建设法治公安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具体体现,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监督各部门、各警种规范执法行为、依法办理案件,指导民警正确执法、规范执法和高效执法,努力提高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是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的重要职责之一。

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教义学探究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加剧了以“不知法不免责”为代表的传统罪责观念与主张“不知法不为罪”的责任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违法性认识不要说”与“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之争,本质上是对社会公众利益与公民自身利益之间的权衡。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理论作为平衡两极观点的过渡式延伸,为实践中对行为人宽宥程度的考量提供了充分的论证依据。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理论及其认定标准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通过对理论的柔性研究,期待寻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可以兼容性应用的道路。

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视野下的公共安全数据采集问题研究

公共安全数据的"全量实时采集""高效安全应用",是推动警务模式由"应急处置"向"风险治理"转变的前提条件,也是应对高度集中的安全风险隐患,切实防范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可靠路径。然而,公共安全数据的采集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数据权益尚未形成社会共识,造成公共安全数据采集边界的模糊,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公共安全、打击违法犯罪带来不利影响。在公共安全数据采集阶段强化公共安全利益保护,并不会打破公共安全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平衡。规范公共安全数据采集工作,应当着力完善公共安全数据采集的制度保障,推动形成公共安全数据全面、实时采集的新模式,依托公共安全数据建设城市大数据运算决策中心,不断强化公共安全数据的安全保障,探索建立数据采集、应用的良性闭环。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之证成及当下自洽——一种历史视野中的实证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在当前语境下应予以务实地考量,在现行制度体系中促成其内化完善以及当下自洽。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劳教制度进行历史考证,可以明确其"狭义法律"之位阶并证成劳动教养之"行政处罚措施"性质;劳动教养制度的程序完善在于具象化"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并内设法制部门,从而制衡公安机关审批权限;劳动教养的处罚期限应予合理限缩;劳动教养制度设计及执行中对"教"之内涵即"传授知识技能"应予系统化谋断及科学构建;为了阐释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正义,对劳教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也应重新审视并作出合理设计。在彰显当前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中进行严肃讨论方能期待其完成当下之自洽。

北京 新时代未成年人警务工作的新发展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在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还是未成年人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的办理,抑或是对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教育、不良行为的干预、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以及再次犯罪的预防,公安机关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首都公安机关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施行为契机,高标准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决策部署。

类型化思维探究抗拒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司法定性

刑法作为保障法在依法治疫攻坚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在特殊时期保障刑法适用的准确性,以维稳公权力主体在防疫期间依法履行公权与私权主体依法行使私权下形成的法律秩序成为了当务之急。抗拒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对特殊时期下法律秩序的破环理应得以严惩,却不得成为任意逾越国民预测可能性边界的理由。依法规制抗拒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需通过运用刑法类型化的思维模式,以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为边界,在对规范前提予以筛选、解释的同时,寻求事物本质与案件事实最具有评价代表性的要素特征,并要始终把握主导其构建的价值观点。据此予以行为的分类与定性,是防疫期间落实有法必依的最好回应,有利于缓解因疫情期间私权主体权利义务之重塑导致的紧张关系,以促使司法实践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交出满意的答卷。

侦审一体化改革背景下案审专业人才的培养使用研究

实行侦审一体化是首都公安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预审部门撤销后,需要抓紧解决好当前一线办案人员对于新办案模式的认识偏差和本领恐慌,以及后续案审专业人才的挖掘培养使用工作,有效推进基层办案单位快速度过改革阵痛期,推动改革更加完善、优势更加凸显。

“一带一路”电子取证刑事司法协作问题研究

侵害我国法益的网络电信诈骗、网络恐怖主义、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贩毒等犯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渐呈现出蔓延之势,电子证据是证明网络犯罪事实的最佳武器。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电子取证方面的刑事司法协作,另一方面也应积极探索电子证据自行取证,但自行取证终究只是权宜之计,还是要回归到刑事司法协作的轨道上来。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同时作为网络犯罪主要受害国之一,有义务也有能力建立电子取证协作机制。

完善低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防治措施的路径探析

近年来,我国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时有发生,亦常引发社会讨论。但是,相关报道对"肇事未成年人后续的教育矫治"情况却语焉不详。这一定程度反映出,我国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矫治工作的欠缺。从我国危害社会行为未成年人矫治措施的立法及实践情况出发,我国当前针对危害社会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治制度及实践情况并不理想。其成因在于,我国的监护人管教、社会力量介入等矫治措施缺乏相配套的启动、运行、评估制度,"强制性不力"、"操作性不强"。收容教养、治安处罚、训诫等制度存在着"协调性不够""合理性不足"等弊病。为完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预防与矫治措施,应细化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类型;建立公权力主导的介入、评估、处置机制;整合现有各类矫治措施;建设专业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矫治队伍;构建监护人责任体系;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矫治法律体系。

涉众类经济犯罪案件中新型证据收集方法研究

新型证据是指以信息化形式存在,在一定期间和一定条件下,从某一方面反应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涉众类经济犯罪案件中新型证据具有内容方面的直观性、存在形式的相对隐蔽性和极强的环境依赖性。常见种类有电子类证据、网络科技类证据和识别类证据。涉众类经济犯罪案件中新型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集程序的合法性。收集方法主要有搜查和扣押、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截取电子信息、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收集等。

通过手机支付平台非法处分信用卡内财产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手机支付平台普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法分子非法获取他人手机后,通过手机支付平台非法处分信用卡内财产的案件屡见不鲜。针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提出如下观点:第一,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应当包括借记卡;第二,直接操作手机支付平台非法处分信用卡内财产的行为应当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第三,通过手机支付平台与外部设备交互非法处分信用卡内财产的行为,无论是与人交互还是与机器交互都应当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第四,信用卡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殊法条和普通法条的关系,构成法条竞合,当案件未达到刑事标准时,公安机关应当适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拆了承重墙谁来撑起这栋楼?

“承重墙有多重要我不懂,反正拆了客厅宽敞多了!”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了4张拆除承重墙的照片,并配上上述文字和表情包,颇有戏谑、炫耀之意。对此,网上一片批评声,有人指责该行为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当儿戏。实际上,在装修过程中,违规装修现象时有发生。今年8月,浙江杭州一小区住户在装修自家房屋时敲掉承重墙,导致整栋楼成危房;7月12日,江苏苏州四季开源酒店产权方私自对房屋结构进行改造,致使部分房屋坍塌。

开放学校体育场馆 究竟有多难?

“积极会同体育总局等部门,做好已建体育场地设施的使用、管理和提档升级,进一步盘活现有存量资源,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和社会公共体育场馆双向开放。”近日,针对网友“许多中小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完备,但课余时间常年闭门闲置,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的留言,教育部在中国政府网“你的留言,部委有回应”中进行了回复。

公安民警机械执法的原因及治理路径

机械执法现象普遍存在于基层公安机关执法的诸多环节,危害极为严重。究其原因,有其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改进对外执法方式、优化内部工作机制、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统筹法律规范的模糊与明确,切实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实处,让公安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