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财产权

因法律意义上的物是社会性的共识,故数据可以成为物;当您至少控制一个数据实例时,您就占有了数据。数据财产权是某人基于占有数据实例而享有的未经其同意不将其任何数据从计算机中泄露的权利,旨在赋予并肯定数据占有者在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使用其控制的数据的能力。这种将数据视为无形物并在有形副本中实例化的处理方式,与法律对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信息的处理方式一致,并不构成学者们所警示的那种可扩展的新型知识产权。因此,与干涉他人对不动产和有形动产的占有一样,干涉此种占有的人也应被追责。数据财产权制度与现有的动产法相得益彰,同等对待信息性事物与物理性事物,以恢复对人们生活和生计至关重要的各种事物间的平衡。

美国应对“专利蟑螂”最新法律实践述评

美国专利蟑螂仍在泛滥,我国专利蟑螂也已现端倪。2015年,美国继续努力遏制专利蟑螂。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提出了《创新法案》、《专利法案》、《2015索赔函透明法案》及《2015打击流氓及不透明信函法案》。这些法案有利于遏制专利蟑螂,但仍需改进。司法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地区法院有职权和责任确保劝阻轻率案件,首次使用了"专利蟑螂"术语,重申滥发索赔函、轻率诉讼会给创新带来有害负担。对于美国规范索赔函、防治滥用诉权以及提高专利质量等法律实践,我国立法机关宜适当借鉴,我国出口企业应密切关注。

费用移转规则在美国的新发展与启示--以专利蟑螂泛滥为背景

美国专利蟑螂泛滥,阻碍了创新与经济发展。当事人自担诉讼费用的"美国规则"是诱发专利蟑螂的因素之一。为了遏制专利蟑螂,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宽解释《美国专利法》费用移转规则。美国国会还进一步着手修改《美国专利法》,一些州颁布实施了新的规则。我国《专利法》赋予专利权人合理开支求偿权,对滥诉人则无赔偿规定,司法实践呈现不同标准。美国实践驳斥了实体法不规制恶意诉讼的理论,专利蟑螂爆发风险则反映现实紧迫性。我国宜在修改《专利法》之际,借鉴美国经验,合理设定费用移转条件和保证金规则,统一规范专利维权行为,切实防止专利蟑螂。

重新定义父母的权利:以体罚为例

父母这一身份在美国家庭法的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而且学界对其中父母的权利存在着诸多错误的解读。父母的权利是灵活的、"软"的,这种特性与他们的抚养责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父母惩戒特权作为针对青少年的暴力犯罪的豁免理由一直存在。儿童抚育标准的不断发展以及父母权利的灵活性质,都促使废除父母惩戒特权,尤其是对子女的体罚。父母子女利益一致的假设、家庭事务的隐私性都并不足以为父母的体罚开脱罪责。事实上,体罚在抚育子女方面不仅无效,而且还有诸多消极影响。对父母权利的重新审视也可以为父母的其他决定和行为提供借鉴。

药品设计是不同的

在一篇题为《〈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三次):产品责任〉中有设计缺陷吗?》论文中,George Conk批评美国法律协会和新重述的报告人免除处方药制造者设计缺陷责任。本文是新重述的报告人对他和其他批评者的一个回应。本文第一部分概述Conk的论文,包括他对新重述的解释。第二部分指出Conk批评中的重大错误:他误读了重述,而且他对血液案例的依靠是错位的。第三部分解释新重述对处方药品设计的处理和它对产品设计缺陷的一般处理之间的实质性的差别并使之正当化。这些差别包括新重述拒绝允许法院去考虑尚未得到FDA许可的可替代的更安全的处方产品(在一般设计条款下,法院通常是考虑尚未上市的替代性设计的)和拒绝牺牲一类患者的福利去增进另一类患者的福利(在一般设计条款下,这种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利益牺牲通常是得到宽容的。第三部分也解释为什么药品设计诉讼不能通过减少其复杂性而合法地被变得更有利于原告,以及为什么新重述的规定不会明显地降低制造者发现新的、更加安全的处方产品的积极性。

美国逃奴案审判中的法律实证主义——以首席大法官莱缪尔·萧的判决为例

莱缪尔·萧对奴隶制的态度前后不一致。人们在解释其在逃亡奴隶案件中的判决为何犯错时发生了争议,在卡佛尔看来他秉持了形式主义的错误理论,在纳尔逊看来他秉持了工具主义的错误理论。两者都误解了萧的法理依据。萧的法律推理既不是形式主义的,也不是工具主义的,而是一种精巧的实证主义:它建立在一种试图理解一整套复杂法律的谨慎尝试之上,在那套法律体系当中,法律对过境奴隶之自由的明确承诺,是美国《宪法》授权联邦政府专权处理逃亡奴隶的最好证据。尽管实证主义能够提高某个特定法律体系的裁判质量,但它不能永远保证公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