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行政法治视域下应急管理的程序机制研究

随着平安中国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现代化有着更多的法治期待,现代秩序行政的法治内涵为应急管理的现代化确证法治实践逻辑指向。纵观现行应急管理相关法律规范,我国应急管理在不同层级规范现状、执法司法适用面向和实践运行实况等维度存在程序衔接不畅、类型划分不明和责任追究不力等多种法治化困境。结合具体类型差异的应急管理事项,可以从秩序行政法治视域对应急管理事项类别、主体、时序、责任等程序要素与内容进行分析与归纳,通过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理念重塑、要件变革和程序法治质效优化,为完善我国应急管理程序机制探寻实践路径。

法治中国建设中监察权运行机理的法理诠释与实践展开

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各级监委的监察权,以及《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等监察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创新实践。监察法治的创新实践可以从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人民监察思想和法治中国建设中反腐败事业的开创举措等维度进行运行机理的法理诠释。监察权的运行实践中尚存在多维主体认知惯习依赖、法法衔接阻碍不畅和质效评价滞后低效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不断提升多维主体的法治认知、及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建构高效透明的质效评价机制。

技术政治批判后的古典政治哲学回归:施特劳斯“哲人王”言辞及其条件

列奥·施特劳斯有关哲人王的讨论被视为其理论系统之中的至高言辞,他相信,“哲人王统治”与“最佳政制”等价,后者许诺了正义与智慧的联结。而在《城邦与人》一书中,施特劳斯明确了“哲人王统治”指向的是现代性技术政治。“技术”由色拉叙马霍斯的“技术即正义”言辞演化并成为天命的存在论境况的事实,首先在海德格尔有关技术的批判中获得揭示,并且构成了施特劳斯进一步推演“回返古典政治哲学”的条件,也即“技术”与“自然”在生成论上具有同等的解蔽效应,并且由于技术的人造和模仿属性,应当派生于“自然生成”的良好城邦;现代性的危机在于,“技术统治”成为政治社会不言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后果。施特劳斯同时认为,需要以回返古典政治哲学的坚决态度,清算哲学史中代换尤其是贬低了“哲人王政治”的其他最佳政治设想,进而构建鲜明的“古今之争”,开启向柏拉图言说的“哲人王”复归的“上升”和“回返”同一路径。然而,由于在柏拉图的言辞之中,“理念”“哲人王”“苏格拉底”的形象高度一致,而成为“被模仿”的形象本身,“哲人王言辞”不能转化为哲人王政治,并且无法直接救治现代性浪潮下的人类天命,超克技术统治以及由此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由于建基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渊基(Abgrund)之上,因此也是需要被反思的回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