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检察职能的类型学分析

在对域外检察职能的发展进行整体性考察时,因为我们无法确保比较研究的周延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选取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类型学研究范式,并将研究的目光落在刑事检察职能与非刑事检察职能两个类别上。我们发现,在刑事检察职能领域,当前的协商司法与程序分流成为检察改革的重要背景,因此检察官刑事检察职权的扩张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刑事检察主导效应愈发明显,刑事诉讼领域自由裁量权越来越成为检察官角色的重要特征,包括美国的替代起诉、辩诉交易;法国的公诉替代程序、刑事和解、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些检察职能使得越来越多的案件因为检察官的主导作用被排除在刑事司法大门之外,这些都让检察官们越来越成为刑事诉讼的“守门人”。纵观非刑事检察领域,其检察职能则呈现出复杂而又多元的特点,无论是基于“公共代表人”的定位抑或是“法律守护者”的角色,检察机关在非刑事检察领域,同样表现出独特的魅力。法国、德国的检察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作为主当事人或从当事人,为保护公共秩序而参与到法律规定的案件中,成为公共利益的最后屏障;英美国家的“私人检察总长”理论则将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延伸至行政公益诉讼领域,以此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除此之外,域外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还可以参与到某些特殊领域的监管中。

基层检察院检务公开工作的实践路径

检务公开工作是检察机关为顺应新时代司法改革新方向的一项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应从执法观念、机制创新、公开渠道、释法说理、强化监督、检察宣传等方面进行完善和延伸,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刑事错案救济中的检察担当——以美国“定罪完善小组”制度为例

美国的"定罪完善小组"制度是指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其内部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指派检察官、律师等协同调查可能发生的错案,旨在发现、纠正并防止错误定罪制度。作为美国检察机构在推进刑事错案救济过程中建立的一种新型制度,定罪完善小组具有独立自主的组织结构、灵活高效的案件审查、公开透明的运作过程三项基本特征。至今,定罪完善小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数量上,它成功地发现并纠正了很多的错案;在措施上,它倡导并实施了防范错案的政策改革;在理念上,它推动了检辩双方在错案救济上以合作取代对抗。定罪完善小组制度的实践与创新对于当前中国刑事错案的救济,特别是通过强调检察机关的主动性来推动刑事错案的发现与纠正,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范式理论视域下的民生检察研究

如何把握民生检察的内在本质,是理论界讨论众多而未形成共识的问题。本文以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式"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含义、引进与使用的状况,探析范式引入对科学解释民生检察的意义,使用范式理论模式分析民生检察的内涵,进而对民生检察的独特价值作了新的体认,以期对民生检察问题能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略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本文主要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及基本规则进行探讨,以期对该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行政检察监督存在之正当性分析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本文重点对行政检察监督的正当性进行专门研究,认为行政检察监督是依法行政的需要、宪政制度结构之决定、历史与现实的回归。

检察视野下的非法经营出国劳务犯罪整治思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派劳务和境外就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涉外劳务犯罪活动也随之产生,一些非法中介机构和个人打着劳务输出的幌子,非法经营出国劳务、骗取群众财产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深入对这一新领域犯罪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制止此类犯罪,维护中国在涉外劳务市场的良好声誉。

数字检察“去责任化”危机的省思

检察大数据的普遍运用深刻影响着检察履职,从智慧检务到法律监督模型,对落实检察责任提出更高要求,科技赋能的数字检察时代期待实现更高层次的数字正义。相较于传统以自然人裁判为基石的单一检察责任模式,数字时代的检察责任融合了算法不合理或不正当情况所引发的算法责任。在现行数字检察实践中,不仅原有的检察责任体系对“算法黑箱”等问题缺乏问责机制,而且准确认定检察官责任也变得愈加困难,表现为检察“去责任化”的危机。因此,对于检察官责任的消解、推诿及认定难题亟需构建新的责任框架予以回应,这套新的责任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将“替代责任”引入归责原则,实现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有效规制;确立检察官的“优先责任”,督促检察官审核并监督人工智能裁决结果;通过建立算法可解释机制,科学勘定检察责任的免责范围,明晰检察官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责任边界。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审查起诉工作改革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审视现行审查起诉工作,存在着不愿意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带病"举证;证据不够充分,勉强起诉;撤诉后以原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甚至变更管辖后重新起诉;不全面移送证据材料,将有利被告人的证据隐匿不送等问题。面对上述问题,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依据审判的要求和标准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以审判的思维决定是否起诉;全面收集和移送证据材料;避免就案件事实认定和定性与法院提前沟通;客观公正作出无罪不起诉决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审查起诉工作改革,检察机关还必须转变理念,确立当事人角色意识;调整关系,支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破除陈规,改革审查起诉工作考评机制。

浅析精神病人恶性刑事案件

近年来,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精神病人杀人、伤人的恶性案件,笔者所在的J市的精神病人杀人的恶性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精神病人行凶杀人、伤人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危害大,后果严重,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司法实践中与精神病人恶性刑事案件高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社会管理和救治的缺失和滞后。

警务执法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以公安职能转变为视角

公安职能要从"管理"转向"服务",就需要建立起一支具有一定科学素养、创新精神、执法能力的警务执法人才队伍。因此如何转变警务执法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一个难题。文章认为注重警察实战能力的提升,在融合学历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独立的职业教育模式,是我国未来警务执法人才培养的方向。

浅议公安机关扣押强制性侦查措施

公安机关在扣押犯罪嫌疑人款物、证件的过程中,存在手续不全、程序违法等现象,通过实施惩戒机制、强化侦查监督等,加大对公安机关扣押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

检察职业责任体系的理性构建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春风拂面,为检察权松绑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公众都在为检察独立欢呼雀跃之时一种莫名的担忧随之而来,这不仅源于对美国"偏颇"检察权的理解,更是移情似的知晓自己可能面临"专横正义"的同样境遇,检察职业责任的构建同样有着本土的现实语境与制度逻辑,它是对不断见于报端的冤案的积极回应,更符合当前检察"去行政化"的法治诉求。通过对责任对象、事由、主体等具体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寻求社会化责任的制度延伸,以期完成检察官为所有人"实现正义"的目标。

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理论旨归及其创新发展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克服“本领恐慌”,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队伍。要促进作为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的法律服务队伍,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美国“定罪完善小组”制度及其启示

定罪完善小组制度的主要使命和目标是协同律师等调查可能存在的刑事错案,救济无辜者。该制度设定了受理无罪申诉案件的标准和尺度,形成了案件审查的步骤和程序,弥补了官方发现和纠正错案的不足,表明美国检察机关面对错案开始迈向主动救济,体现了"自己的错案自己救""以合作取代对抗"等真正体现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基本理念。借鉴其制度经验,我国应从建立客观公正的刑事案件复审机制,调查探究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健全刑事错案的补救途径和预防对策等方面完善刑事错案救济制度。

感染性废物分类制度比较研究

感染性废物作为各类废物中危害较大的一类,"非典"以后逐步受到国家的重视。然而由于对感染性废物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对感染性废物认识还很不成熟。现行法律认为感染性废物仅产生在医疗活动中,因此只作为医疗废物的一类进行监管,同时对其分类标准的制定也很不完善。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生物安全观的深入人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构建起以生物安全为主导的危害性生物废物分类制度。立足于我国当前感染性废物概念和分类制度,从其来源、种类划分以及分类标准的制定三个方面,对比WHO(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力求取长补短,吸收先进经验,构建面向生物安全的危害性生物废物分类制度,以适应现代愈发复杂繁重的废物处理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