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公司增信在中资境外债券发行中的应用

迄今为止的境外债券融资中,非银行担保人和发行人之间通常存在垂直的股权关系,与发行人无股权关系的专业担保公司显著缺席。实际上,担保公司为境外债券提供担保并无法律障碍,且在2020年已由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江投控美元债发行中成功实践。随着近期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变化,担保公司增信的结构有望进一步在境外债市场、特别是2022年快速崛起的上海自贸区离岸债券市场得到广泛的应用。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分阶段实施与规划落实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所作出的重要决策,其建立与实施是出于发展市场经济本身的需要、以及沟通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必需,同时以法律制度完善而言,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不足共同促生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但其制度设计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路径依赖,也即自我审查的模式受到动机悖论与能力悖论的“诘难”;但此种模式所带来的冲击力更小,也已经被选择,从路径自我完善的角度,着眼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持续性这一特征,必须更加重视制度的持续性,由分步实施与规划落实来逐步实现制度的完善,方能使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更好地运行。

我国信用衍生产品合约的法律性质

信用衍生产品是近十来年来发展最迅速、业务创新最频繁的衍生产品。尽管信用风险在信用交易中不可避免,运用金融工具对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需求也一直存在。

欧洲立法惩戒否认纳粹屠杀史

针对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

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的监管区隔——来自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经验

我国证券市场对公开转让股权、老股转售等问题定性不明的主要症结在于无法从监管上区隔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行为。两种行为的监管目的、监管手段等不尽相同,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分。美国证券立法是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区隔监管的典型立法例,不妨考察美国证券法制,选取发行人、交易商、承销商作为在证券流转中的重点关注角色,纳入证券发行监管,将其他角色纳入证券交易监管。其中,承销商的界定最复杂,可以分为以包销为手段的承销商,以代销为手段的承销商,其他参与证券发行的承销商。回归中国法语境,不可过于灵活解释承销商,不妨通过解释'变相发行'将上述三类承销商角色涵盖到证券发行监管中,对判断公开转让股权、老股转售等问题有一定的裨益。

终止净额计算条款对《破产法》的适用

终止净额计算是金融衍生品合约中的重要条款。我国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持终止净额计算在我国的适用,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非净额计算司法管辖区"。本文通过对《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系统梳理,对终止净额计算机制在中国法下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首先,基于合同双方意思自治原则及抵销权的相关安排,本文分析了在中国法下合同一方非因破产导致违约时提前终止净额计算条款的有效性;其次,本文着重考察了合同一方因破产导致违约时守约方的提前终止权与《破产法》下破产管理人的选择履行权之间的冲突,并提出通过在合同中加入自动提前终止机制来解决该冲突。本文对自动提前终止机制的触发时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自动提前终止机制未必会与我国《破产法》相冲突的结论。衍生合约只需将法院对破产申请进行"立案"而非将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作为自动提前终止条款的触发时点,就不会产生"追溯适用"的效果而被认定为规避中国法强制规定。同时,该时点的选择可以利用法院立案阶段的形式性审查筛除恶意破产申请。最后,本文对终止净额计算的其他相关问题做了回应,并得出了即使在合同一方因破产导致违约的情况下,经必要修改后的终止净额计算条款,在中国法下也是有效并具有可执行力的结论。

反垄断执法为企业合规提供具体指引

工商总局近日公布了对利乐集团（简称利乐）以搭售、限定交易和忠诚折扣等形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不仅及时回应了国内外各界对本案长期的关注，也为企业遵守反垄断法提供了具体指引，更为未来反垄断执法树立了标杆。

在跨国并购中,何时需要律所介入?何时才是最好的时机?

应该尽早介入到交易中以解决外国投资控制权和反垄断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交易的基本原则和结构,以及是否继续进行交易的整体商业决策。拥有丰富中国谈判经验的律师事务所,如年利达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通过与昭胜律师事务所(Zhao shengfirm)合资经营,使我们能够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无缝对接的中国法律服务,这也适用于试图在海外进行关键战略投资的中国投资者。

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几点建议

基于自身业务扩展的需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积极展开了跨境并购项目。根据普华永道最新提供的数据，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市场始终保持活跃势头，交易总数量为176宗，较去年同期上升31名，创出历史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