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科学立法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以广东为例

科学立法是当今中国地方立法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地方推进良法善治的逻辑前提。广东被誉为我国地方立法的"试验田",其立法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近年来,我国地方立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亦面临立法抄袭、立法碎片化、立法技术不足等诸多困境和挑战,故在地方立法实践中,我们应积极进行增量法制变革,理性而务实地对待地方重复立法,明确可以重述上位法的边界与范畴;实行开门立法,创造性地践行地方立法行为,藉立法协商制度提升地方法治理念。同时,重视立法技术,以期提升地方立法的质量,从而为我国地方的法治建设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石。

论证抑或评估:地方立法立项的程序选择

《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确立了立项论证评估制度,但并未具体规定和展开。各地在探索立法立项论证评估制度具体化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影响着立项的质量与效率。立法立项论证评估制度的地方优化必须要有概念框架的支撑。然而,何谓“论证评估”,法律并未明确。从规范分析视角看,立项论证评估是指立法立项必须经过立项论证或者立项评估。其中,立项论证是地方立法立项论证评估的一般程序,立项评估是地方立法立项论证评估的特别程序。在此法律意涵下,从地方实际出发,对地方立法立项论证制度、立项评估制度予以具体化、规范化,以实现地方立法立项制度的精细化,助推地方立法迈入高质量立法的新时代。

地方立法评估的实践审视与制度完善

肇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地方立法评估实践,在地方立法科学化、民主水平促进和地方立法质量提升等方面发挥出了积极的社会功效。近年来,各地纷纷颁行地方立法评估规则,地方立法评估制度法治化发展态势明显。但目前看来,地方立法评估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尚存在着评估工作启动随意、评估成果转化与应用不足、表决前评估尚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评估工作少采第三方参与模式而有失客观公正等诸多缺陷。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地方立法评估法,以期建构一体化科学理性的地方立法评估制度,提升该制度的权威性、充足其正当性,实现地方立法评估制度建构和运行的法治化,是克服缺陷且全面实现制度设置目的的应然选择。

地方立法应坚持必要性原则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地方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地方立法作为公权力行使及创制普遍性规则的行为应该坚持必要性原则。坚持地方立法必要性原则是奉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立法指导思想、节约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益、提高立法可操作性、激发民众积极性主动性实现立法民主及达致地方立法目的的需要。

2015年度中国地方立法评析——以地方性法规为观察对象

2015年度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全面贯彻中央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本省、市工作大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为发挥立法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把加快立法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立法与改革决策衔接,促进社会热点、难点和民生问题解决作为立法工作的重心,重点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安全、权益保障、法治政府建设等方面的法规制定活动,取得较大成绩。总体来看,地方人大立法各具特色和亮点,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譬如行政机关主导地方立法现象依然存在;立法的地方特色有待进一步增强;立法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不够;区域立法合作相对较少;创新性立法仍显不足。展望未来,我国地方立法应在强化人大立法主导、加快立法体制机制创新、增强立法的地方特色、推进立法能力提升和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论地方立法地方性特色的凸显——基于立法程序视角的展开

作为地方治理重要手段和职权活动的地方性立法,对地方社会法治和地方经济、文化、生态的科学发展意义非常重大。地方立法要达致地方立法的宗旨,实现地方立法的目的必须凸显地方性特色。地方立法地方性特色的凸显,可以在地方立法程序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立法规划、法律草案拟定、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和法律议案审议等地方立法必经程序中,可以采取一定措施、经由一定机制确保地方性特色的凸显。

地方立法立项程序的建构

作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举措,地方立法立项在我国地方立法实践中已实际运行,并发挥着明显的社会功效。但是,我国地方立法立项机制法治化程度极低,其程序设置亦显粗陋。地方立法立项程序的法治化建构是地方立法制度完善的客观诉求。公正、理性的地方立法立项程序应该包括立法建议项目的征集、立法建议项目的初步审查与整理、地方立法立项草案建议稿的拟定、审议与公布,以及地方立法立项项目的审议通过、公布与调整等具体的程序性阶段。每一个具体的程序性阶段也需要精细化建构。

高空坠物立法失败的反思与改革

现行《侵权责任法》第87条对无法查找到肇事人的高空坠物导致损害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连坐"给予补偿的规定,由于现代城市社会的陌生人化以及高空坠物事件发生的瞬时性,不可能具有该项规定支持者所设想的激励揭发真相功能。为形成预防激励,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应当废止这一法条。我国应在用保险制度兜底的基础上,对此行为加重处罚力度,加强行政监管,用严厉的刑罚震慑行为人,用严密的日常行政监控督促行为人,用强大的社会舆论引导行为人。只有这几方面内外结合,才有可能解决这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法律多元与府际合作治理双重视角下的自治规范研究--兼论自治规范与国家法的关系

在府际合作治理中,自治规范的社会调控作用日益凸显。从法律多元视角看,自治规范不仅具有法的功能,也具有法的客观属性,属于法的范畴。自治规范既调整传统自治领域,也调整合作治理的广泛领域,但其调整范围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不得违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以及遵循其罚则设定的相关限制。在效力位阶方面,自治规范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自治规范与地方性法规、规章对各自管理事务具有同等效力。但在合作治理领域,后者具有优先性,自治规范要服从地方性法规、规章。由于自治既是人的自治,更是领域(区域)自治。自治规范对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只要属于法定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自治规范对此领域(区域)的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自治规范与国家法具有复杂的辩证关系:在自治领域,国家法为自治规范提供法律基础,引导、监督自治规范,并与自治规范相互尊重、长期共存。在合作治理领域,国家法主导着自治规范,自治规范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法;同时,自治规范补充国家法,并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家法的重要渊源。两者紧密联系、良性互动、交相辉映。

行政调解范围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范围是行政调解制度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实践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现行立法采用“法规”、“规章”形式授予行政主体民商事纠纷调解权有悖行政法治原则,应统一采用“法律”形式授权;具体列举行政调解民商事纠纷事项的作法限制了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范围的应时发展,钳制了行政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违法的灵活性原则,须采用抽象概括式界定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仅正面规定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范围的作法,逻辑上无法周延,也为行政调解权的恣意任性留有极大弹性,还需从反面厘定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的否定范围。

新时代地方立法清理的问题与对策——以2010年以来广东地方立法清理为样本

地方立法清理是一种以实现法制统一、法律与社会的协调为目标的立法活动,包括地方立法清理主体、对象、标准与程序四大制度要素。从制度看,国家层面地方立法清理制度基本缺失,地方层面虽已建立但仍未健全。从实践看,由于地方立法清理的观念误区、地方立法精细化清理的理论与制度欠缺、与配套制度缺乏有效衔接以及非制度化运动式清理导致制度虚置等原因,地方立法清理出现清理不及时,标准不明确,时间紧、任务重、实效不佳以及公众参与不足等诸多问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立法机关应当根据地方立法清理的最终目的取消国家布置清理,建立国家法律清理制度,建立健全地方立法因法即时清理制度、地方包裹立法制度、定期清理制度、非即时清理制度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实现地方立法的精细化清理,将地方立法清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港澳药械通”地方行政先行立法研究

“港澳药械通”是全面依法治国下打造健康湾区的客观要求。“港澳药械通”先行立法是推进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打造“法治湾区”的需要。地方行政先行立法是“港澳药械通”先行立法的最优现实选择。“港澳药械通”地方行政先行立法必须遵循以依法立法为前提、以法源性政策法律化为根本、以职权立法为补充的立法新思路,结合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展的实际,确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风险管理、全程管控、科学监管、社会共治、开放包容、对接港澳的原则,构建指定医疗机构制度、港澳药品医疗器械进口管理制度等制度体系,从而为促进药械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满足和保障大湾区居民用药用械需求与安全,塑造具有创新活力的健康湾区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并为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供良好示范。

论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新时代完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回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协调全面深化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统筹推进这些时代主题,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良法善治为根本要求,从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主导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重点发力,不断丰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更好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刑法法益的学术谱系

刑法是法益保护法。法益概念应当是立法评价概念,包含利益与法的要保护性两个要素,具有司法解释机能和立法指导机能。法益理论可追溯至权利侵害理论,现今遭受规范理论的挑战。法益概念自诞生至今,一直存在着内容模糊、性质虚化、功能滞后、目的落空等质疑。然而法益概念本身作为观念形态,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精神化,因此重要的不是模糊、精神化,而是何种程度的抽象与精神化。法益理论在新兴法益方面应采取开放立场,在集体法益方面应采取二元法益论,并在价值相连模式下通过法益还原论,缓解集体法益在扩张上的必要性与肆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集聚发展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聚集发展是新时代大湾区法律建设的重要课题。市场需求、政府政策、要素条件、产业集群和发展战略五大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大湾区法律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形成机理。然而,现实中大湾区法律服务聚集发展面临着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合力不足、法律服务专业化发展战略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要素优势不再明显和法律服务集群效应不突出等诸多问题。为此,应当立足大湾区融合发展全局,从三个方面优化大湾区法律服务集聚发展路径,实现大湾区法律服务集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优化政府政策,实现大湾区法律服务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二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大湾区法律服务专业化发展战略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三是构建虚拟集聚区,提升大湾区法律服务要素优势和集聚效应。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生态法治建设中的政府职责

政府是堪当生态法治建设的最适格主体,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政府是公共利益代表和拥有环境管理权限的主体。生态法治建设中政府职责的规范依据,是2018年修订的《宪法》确立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职责和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立地方人民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建设为政府履行生态法治建设职责提供行政生态背景。政府角色在生态法治建设和环境规制过程中应当发生嬗变,从政府环境管理转向环境治理,政府环境治理工具也应做出有效回应,才足以实现生态文明和生态法治。

论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的程序再造

基于在调整特定地方社会关系上所体现出的功能优势,民间规范构成了一种可资地方立法借鉴、吸收的法治'本土资源'。然而,受制于理论和制度的双重成因,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仍缺乏程序化路径支持。为突破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的程序困境,有必要展开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的程序再造。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程序再造的正当性在于其因应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整合规律、符合地方治理法治化之于'本土资源'的利用需求且契合地方立法程序建设的价值导向。同时,这种程序再造应立足于制度层面并从地方立法的立项程序、起草程序、正式立法程序与立法后评估程序系统展开。

论法律制度的价值层次问题--对中国移民问题背后法律价值的反思

安全感、尊重以及成就感等高层次价值在中国法律实践中的缺失或者低位阶是导致中国移民大潮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满足社会民众更高层次的价值需求,增加中国社会的价值吸引力,扭转移民趋势,中国法律应当加强社会信任制度建设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结构建设,扩展多元化价值的生存空间和表达途径,促进多元价值社会的价值共识,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社会组织。

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及其法治化重构

民商事纠纷解决实践中,行政调解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源于观念、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制约,其实践运行确遭遇着正当性备受质疑、公正性难以保障、权威性易遭贬损、规范性可能被破坏等诸多窘境。法治化重构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是摆脱窘境、充分激发该机制应有社会功效的不二路径。从基本原则、适用范围、运行程序、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主持人的资格以及其与民事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关系等方面对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的法治化重构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