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

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是指大国在国际上减少大战略投入的一种行为,它往往是在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战略收缩时期,大国在同盟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被牵连'或者'被抛弃'的可能性,而是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何使国际战略资源投入的减少不带来战略风险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压力,并采取了看上去有很大差异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政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美国战略收缩过程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平时期世界大国的有限战略收缩及其对同盟关系的影响。

日本对华经济防范政策的特点

随着中日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从日强中弱转向中强日弱的格局,2012年以来,日本对华经济政策明显加强了对中国的竞争和防范。日本对华经济防范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引入域外资源,阻止中国对东亚合作的主导;调整全球供应链以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重构区域和全球经济规则,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会受制于较为高昂的经济成本,并受到自身物质资源的匮乏和外部资源援助“赤字”等因素制约。

国际组织对湄公河地区跨国人口贩运的参与治理——基于UNIAP的案例分析

跨国人口贩运被称为"现代的贩奴行为",2000年《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补充议定书》的达成开启了全球人口贩运治理进程。湄公河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利益驱动和市场拉动、无国籍者的大量存在、边境管理失范和腐败的存在,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跨国人口贩运的热点区域之一。在全球共同治理模式的驱动下,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湄公河地区跨国人口贩运治理,其中联合国湄公河机构间反人口贩运项目(UNIAP)即是典型案例。通过建设反人口贩运项目培训机制、监控机制以及NGO支持机制来实现,UNIAP的参与治理提升了湄公河国家的跨国人口贩运治理水平,保护了贩运受害者的权益,推动了地区国家治理进程。

以竞争为名的秩序改革——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底层逻辑

针对美国对华经济竞争呈现出的主动性、螺旋上升态势和风险偏好,本文提出了一个将对外经济竞争与经济秩序改革联动的解释框架,即霸权国借由与崛起国的经济竞争来驱动改革共识,进而重塑更有利于自身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对2009~2023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竞争进行溯因分析可以发现,在自由主义原则下,美国难以实现制造业的复兴,因此转而以对华竞争为名强化其在产业政策方面的国内外联盟,以加速并扩大制度调整,撬动传统的供应链转型,继而推动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和以美国工业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换言之,对华竞争是美国应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失衡的阶段性抓手,它将随着秩序改革实效的变化而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动力和演化机制受到中美权力转移与自由国际秩序转型的共同作用,但是以对华战略竞争为名推动自由国际秩序改革,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美国对华竞争的程度、范围和复杂性,已超出了美国过往的经验。在此背景下美国利用对华竞争驱动秩序改革,很可能会因非意图后果或突发性危机而导致最终结果背离其初衷。

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化

2000年以来,中澳关系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但自2016—2018年,中澳关系出现较大幅度恶化,这主要是澳大利亚主动采取消极行为的结果。在中国不构成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威胁、双方的经济合作为澳大利亚带来很大经济利益、中方具有推动中澳关系发展意愿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在2016年和2017年的对华态度却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令人困惑。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对华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对澳大利亚施加的战略压力,而是澳大利亚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国际体系中高度重视国际秩序的稳定,并把中国视为可能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稳定性的主要国家。随着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冲击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贸秩序稳定性的做法,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冲击国际秩序的主要国家的认识,其对华政策也相应做出调整。这使得中澳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契机。这一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认知一些安全、经济环境较好的中等强国的国际行为,为中澳关系的改善提供一种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