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府际间利益的法制协调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方政府从竞争转向合作,共同治理跨区域公共行政事务是共赢发展之道。府际合作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地方政府能否就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有效协调。促成府际间利益协调从政策调整向法律调整转型,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时势所需。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府际间利益协调当以法制协调为导向,关涉府际间利益协调的立法,可以采取"综合立法—单行立法"相结合、"中央立法—地方立法"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并遵循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互信共赢原则和公开参与原则,通过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磋商机制、利益协议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协调监督机制与利益纠纷裁决机制,从而将府际间利益协调纳入法律规制范围。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模式初探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的模式问题是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的重要课题。硬法治理是美国州际合作的制度基础,软法治理是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次优选择,混合治理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保证。区域一体化没有统一的法律治理模式。各地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应该在合法、平等互利、公开参与的基础上,从区域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选择适合本区域区情的法律治理模式。

法治视野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及广东的路径选择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私权利法不禁止即自由为价值,是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制度性行为。健全的备案制度、规范的政府备案行为是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公开透明政府是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的基础,严格、完备、有效的监管制度是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的运行保障,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是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的调解器。广东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该遵循"大胆决策、顶层设计、稳步实行"的路径。

多维视角下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研究

区域行政协议是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一种常态化治理工具,在实践中呈现出行为、规范、制度三个维度。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是面向区域府际合作治理实践的理性选择。其中,行为合法是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本;规范科学是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要;制度完备是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基。不同维度、不同面向,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所面对的问题及其要求、路径是不同的。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应当根据区域行政协议不同维度、不同面向的问题所在,有针对性精细化地将区域行政协议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合力,共同为促进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建立健全,促进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发展提供制度力量。

论区域府际合作治理与公法变革

区域府际合作治理日渐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促进区域合作之治理模式选择。其兴起与发展需要雄厚的公法理论支撑和完善的公法制度保障,从而对传统公法的价值理念、变迁路径、概念范畴、调整范围、规制方式、制度设计等带来冲击和挑战。公法必须通过完善核心价值体系、重构变迁路径和公权力配置制度、拓展公法范畴、健全公法规则体系等进行持续不断的回应性制度变革,以实现区域府际合作治理与公法的良性互动,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区域合作视野下府际合作治理的法理界说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府际合作治理日渐成为区域合作之制度选择。而府际合作治理是一个尚未取得共识的概念。学界定其内涵乃是府际合作治理良善运作,尤其是府际合作治理公法制度构建与完善的逻辑基础。从主体看,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公共组织、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从机制、模式看,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强调问题解决、目标导向与管理创新的多元化治理;从价值理念看,府际合作治理是建立在尊重、信任、协调、共赢基础上的合作治理;从方式看,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强调制度创新的制度性治理。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风之治——问题、德法之途与生态优化

学风问题主要是做学术研究的态度、方法与观念方面的问题。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学风问题主要有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术浮夸、学术腐败等。不良学风问题的形成,既有科研本身的内部因素,又有社会的外部因素;既有科研人员自身的主观原因,又有体制局限、环境障碍等客观方面的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风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寻求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着力于优化学术生态环境的若干有效治理举措。

区域大气污染府际合作治理:理论证成和实践探讨

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仅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治理单个城市大气污染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区域大气污染的特点、区域大气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属地治理模式的不足决定了府际合作治理是最恰当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区域大气污染府际合作治理领域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制度合作,包括政府间协商决策、行政立法、行政协议、区域大气污染联合监管和政府责任考核制度。

论区域府际信息共享的法治化

区域府际信息共享的本质是公共资源共享,其目标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其理念与现代行政法的"行政一体化"和"服务高效化"原则是相契合的。在我国,宪法从公民监督权和人民主权原则为区域府际信息共享提供了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对此已有零星规定,更多规定尚只停留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层面。为提升区域府际信息共享的质量与效益,有必要从公众知情权的宪法保障上促进区域府际信息共享,通过立法建立区域府际信息共享基本制度:包括建立协调组织、权责体系、负面清单、共享标准、财政补偿等制度和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立法的理论建构

区域立法是不同行政区域的地方立法机关,就区域性公共事务在平等协商互利共享基础上开展的制定、认可、变动区域性规则、合作性地方规则的活动的总称。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战略的提出,区域立法已成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而现行中央立法、特别行政区立法、广东地方立法都无法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量身订制"的个性化法律需求。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区域特点,在遵守"一国两制"、遵循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规律、坚持平等互信、协商共赢原则,通过中央授权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立法提供合法性前提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机构与机制相统一的以区域立法协调工作机制为基础,以开放协调的示范法机制为引领的多元化区域立法制度。

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软硬法混合规制

在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领域,硬法与软法发挥各自的优势,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软硬法混合规制的趋势。硬法规制以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和区域共同立法模式为代表,而软法规制以行政协议模式为典型。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在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立法信息沟通、立法技术规则共享和立法经验交流等方面进行协同。区域共同立法模式是区域内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共同上一级主体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事项进行统一立法,并且在区域内统一实施。行政协议模式由区域内各行政主体就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事务达成协议,各自信守承诺,践行共同商定事项。

广东碳排放交易管理立法的得失及其完善对策

履行国际义务的外在推力、广东低碳经济发展内在需要以及立法经验缺失等促使了《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的出台。该试行办法在立法目标、原则的确定以及制度、机制的设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其实施也取得了促使控排企业碳排放量下降、助力加快"去产能"步伐、碳交易产业链得到培育等社会效果。但也瑜中有瑕,存在着合法性不足、部分条款虚置、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当前,应当借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碳排放交易立法的有益经验,将该试行办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并完善其立法目的与原则、健全碳排放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及与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和协调,从而实现现实背景下广东碳排放交易管理立法的最优化。

论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法律规制模式

近年来,跨界污染问题的加剧推动了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实践进程。为保障政府合作能够稳定有效地进行下去,必须将这种合作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使其受到法律的规制。当前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法律规制包括硬法规制与软法规制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各具优势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足。为实现优势互补,应构建起硬法与软法有机融合的混合规制模式,以增强法律规制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

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属性探析

生态红线最初是作为一项政策被创制,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其法定化,成为"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之一。生态红线具有法律制度的规范效力,生态红线法律制度体系日益完备。作为国土空间管制制度之一,生态红线具有空间特性。生态红线划定和管理都是基于生态系统,生态红线具有生态系统导向。生态红线也具有明显的底线效应,要求人类在开发大自然的过程中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同时生态红线划定的保护空间是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

府际合作纠纷的法理阐释与解决路径

府际合作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以合作共赢取代各自为政,以区域性公共行政事务合作治理为依归,弥合与聚集各行政区政府一致行动的努力方向,有助于跨越行政区的碎片化治理从而迈向法治化的区域治理。但区域法治的美好图景依赖规范化、制度化的纠纷解决制度保障。府际合作纠纷不等于地方政府冲突,其本质是利益冲突,是一种法律争议,可归纳为行政权能型府际合作纠纷和行政协议型府际合作纠纷两种。对于府际合作纠纷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利用既有制度资源,以健全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并行解决府际合作纠纷机制作为主导,尊重纠纷双方主体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自主权;另一方面,需要探究机关诉讼、宪法诉讼在解决府际合作纠纷中的学理空间,以备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一个多层级、多元化的府际合作纠纷解决网络。

论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软法之治

基于法治社会建设与软法之间的内在契合,应在法治社会语境下对软法的内涵与外延予以解读,明确软法之治之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同时,应梳理并完善软法之治的实施方式,以保障软法之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增强其实效。且法治社会建设也有赖于软法之治与硬法之治的有机结合,应积极推动软法与硬法在效力位阶、立法形式与规制功能三个方面的有效衔接,以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与良性互动。

论大部制背景下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原国家知识产权局职责、商标管理职责、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予以整合,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基于大部制改革整合评估框架展开考察,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在知识产权管理职能的整合、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统一、知识产权行政协调机制构建等方面仍有不足。因此,有必要在大部制改革现实背景与理论框架之下,进一步整合知识产权管理职能,逐步统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协调机制,以增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效。

府际合作纠纷解决的制度检视与完善路径

府际合作实践的快速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府际合作纠纷解决机制做保障。府际合作纠纷本质上是行政权能纠纷或行政协议纠纷,在既有的纠纷解决制度资源中,有权力机关解决、行政机关解决、司法机关解决三种模式,但这些模式也存在制度化或机制性缺陷,完善路径在于健全以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并行解决府际合作纠纷为主导,以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附带性解决为补充的制度体系。在具体面相上,需要对组织法律中规定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府际合作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完善,构建府际合作纠纷解决的程序制度装置,加强编制管理和制度创新,尊重行政协议约定纠纷解决方式。

论环境联合执法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国内环境容量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加剧,各类环境问题呈现出集中爆发之势。对此,许多地区都开始通过加强环境联合执法来予以应对,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与此同时,现阶段的环境联合执法在法律依据、主体资格、模式规范、权责分配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于环境联合执法的法律规制,进一步推动它的规范化与法治化进程,从而充分发挥它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法治之下的和解:我国行政法和解理念的确立及其发展

和解,不仅有利于行政上义务的自觉履行、行政目的之实现以及行政审判缺憾的弥补,而且还可以积极促进政府与人民信任合作关系的形成。在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进程中确有必要确立和解的理念。而且,行政法应在和解的观念和制度等方面有所建树,扬长避短,在继受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超越,从而成就一种法治之下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