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如何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算法、训练数据和内容的考察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更复杂的算法,需要海量训练数据,能够作为内容生产者与用户共同生产新内容,因而带来或放大了行政法层面的治理难题,包括算法黑箱、算法控制权分散化、高质量训练数据短缺、训练数据合法性,以及内容治理等。尽管国家制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但它受制于效力位阶,不足以解决行政法层面的治理难题。为此,在算法方面,宜创设面向用户的算法说明义务和新的算法安全评估制度,并根据算法控制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相应的监管制度。在训练数据方面,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建立训练数据备案制度和合法性信任机制。在内容治理方面,区分生产环节和传播环节的内容治理,内容生产环节的规制宜宽松,内容传播环节的规制宜严格。

论教育惩戒实施的保障职责

为解决中小学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五条拟创设教育惩戒保障职责,但该职责只有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才能实现其目的。教育惩戒保障职责的主体主要是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行政部门,职责内容主要体现为围绕教育惩戒规则体系、教育惩戒实施制度和教育惩戒争议解决制度的完善展开。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不履行教育惩戒保障职责,应追究其责任。通过中小学校领导人员考核制度和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制度追究学校的责任;通过党政领导考核制度、行政问责制和政务处分追究教育行政部门、公安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在教育惩戒实施过程中,宜提升教师和学校实施教育惩戒的能力,打造专业的教育惩戒工作队伍,并通过司法案例形成示范效应。

党内法规如何“规范党的领导”——以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为对象

党内法规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基本尺度、各类党组织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定位、党对各领域工作不同强度的领导,以及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嵌入式实施机制和外部统筹协调实施机制等。党内法规已然成为规范党的领导、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的重要依据。未来有必要在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领域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构,明确二者在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中的定位,进一步健全党对国家机关领导的实施机制,并为党领导国家机关提供更规范的党内法规依据,确保党的领导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司法制度是现代国家法治体系的重要保障机制,同时司法文明也是衡量一国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尺,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篇章,因此。

数据立法转向:从数据权利入法到数据法益保护

围绕数据权利入法展开的数据立法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病。数据私权化与数据共享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数据权利泛化导致新的贸易壁垒的出现,域外单向度的"权利-救济"立法路径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数据利益冲突。数据权利立法模式必须转向。数据立法在本质上是对于多样化的数据利益进行的识别与确认,对于现实的数据利益予以法律上的调整,就形成数据法益。数据法益的理论证成以价值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维度的法益理论为支撑。将多样化数据法益纳入数据立法的调整对象,能够避免单一化的赋权性保护不能兼容数据领域的多项利益平衡的弊端,数据法益则能全面涵盖多元主体的各项正当利益保护内容,数据立法必须兼顾这些利益的保护,避免重数据私益、轻数据公益,从而达到有效应对数据风险的目的。数据法益是数据立法的核心,围绕数据法益展开的数据立法以个体与集体的数据法益保护为原则与宗旨,以用户与经营者之间的数据法益双向平衡为立法结构,通过数据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国际法规范的有效衔接,保障和约束数据法益的实现。

欧盟外国补贴监管立法趋势及潜在影响剖析——基于WTO反补贴规则改革视角

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发布了《外国补贴条例(草案)》,其采用的是竞争法与贸易救济法融合的立法模式,对补贴含义的界定基本上是承袭了欧盟国家援助制度中的定义方法,较之WTO中的补贴含义更为宽泛。该草案未对外国补贴设置豁免条款,意味着欧盟对外国补贴的监管更加严格。该草案的最新动态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的趋向,也反映出了其欲对现行WTO反补贴规则进行改革的立场,其中的补贴认定方法、监管方式将对WTO反补贴规则改革及其他国家的反补贴立法带来示范性效应,给我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的合规性经营带来压力。对此,我国可以从推进恢复WTO框架下的不可诉补贴规则谈判,改革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机制,以及引导在欧经营企业的合规管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应对。

深化阅核制改革势在必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其中,“准确”二字深刻表明,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自由裁量权不受约束,审判管理措施难以落实见效,审判质效下滑、程序空转,司法的公正性。

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更新

法理上资本是担保,而利润是回报,性质不同决定了利润分配与资本返还在债权安全保障上的措施不同。僵化的划分标准使目前公司利润分配制度不够灵活且存在短期债权保障不足问题。资本应当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其来源也不必拘泥于股东出资,其界限依法定的现金短债比和资产负债率而定。经改造的偿债能力测试(正常运营测试)应当作为资本维持原则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维持原则适用于公司利润分配制度时,应当将动态资本维持在与负债相匹配的水平上,既保障债权安全,又促进资本利用效率。

论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的再优化

正在讨论中的《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在审理程序方面有了较大完善,设置了较为完整的审理程序、丰富了听证程序内容、引入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咨询功能。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一般程序的规范性不足,简易程序的设置缺乏科学性等。行政复议审理程序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必须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这是适应行政复议功能不断拓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查清案件事实和提高行政复议效率的需要。要对行政复议审理的一般程序进行重构,在吸收听证程序内容的基础上设置完整、规范的一般程序,并以此为基础设置简易程序。同时,要确保行政复议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为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作用的充分发挥奠定基础。

美国法律如何防控外国威胁 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的考察

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已经建构起内容繁多、体系复杂的外国威胁防控机制,涵盖了政治安全,国防、情报与数据安全,经济和技术安全等重要领域。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对外国威胁的防控呈现出应势而变、外严内宽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背后的核心影响因素在于美国对本国利益优先的坚持和对公民宪法权利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应对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国应当及时完善应对思路:在事前预防阶段,要立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预判其国家安全立法、执法走向,加强我国各类主体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风险防控,并完善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体制;在事后救济阶段,要善于运用美国国内分权制衡的宪法机制,善于运用美国宪法法律中关于个人权利的规定,并将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相结合。

监督过失犯罪因果关系法理辨析

监督过失犯罪,其成立范围没有脱离过失犯罪理论的共通原理。不过,监督过失犯罪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对其成立范围应做准确理解,需要关注被监督人故意犯罪、监督人履行注意义务以及因果关系阻却等情形。监督过失犯罪因果关系具有间接性、客观性和规范性,这是认识监督过失犯罪的重要内容。与其他犯罪类型的因果关系不同,监督过失犯罪因果关系还具有层级性或链条性。确认监督者的过失责任亟需构建合理的辨析机制,以确定监督过失犯罪因果关系可以回溯的环节或阶段。

从回应型到预防型的公共卫生立法

公共卫生立法是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保障。随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升级,回应型立法的“后果控制”特征与公共卫生风险防范的前瞻性要求不相适应;风险社会的公共卫生立法应当及时跟进新的疫情防控要求,对立法模式进行系统重塑和更新调整,实现从回应型到预防型的立法进展。在法律理论方面,这一进阶以危险防卫理论到风险控制理论的转变为基础;在法律原则方面,需要确立新发传染病防治“存疑从有”的原则;在实体法方面,推动公共卫生立法从“后果模式”向公共卫生风险源头监管的转变;在程序法设置方面,完善公共卫生预警、报告、风险评估的法定程序,从而为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公共卫生立法从回应型向预防型模式的转变,是疫情防控法制建设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健康权的规范构造

当前健康权研究缺乏对健康权规范模式的整体把握,缺乏系统的、从规范分析角度展开的讨论。从规范分析视角出发,以宪法基本权利的结构为分析框架,可以阐明健康权的规范构造,进一步说明健康权的权利属性和相应的治理对策。考察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权利构造经历了从二分到复合的变迁。健康权成为消极权利规范模式与积极权利规范模式共同作用的场域,因此健康权规范构造也必然呈现出复杂的结构。以复合结构为基本框架,以有效选择原则为权利复合结构的区分界限,对健康权的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进行规范构造,并明确健康权的限制机制。健康权的复合规范构造可以更合理地解决健康权规范构造的立法和司法应用,构建科学的健康权规范体系,明确公立医院的双重职能,正确定位民营医院的发展方向。

核污水排放入海引发的国际法问题及其应对

当前跨国水域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海洋也不能幸免。一国将核污水排放入海的处置决定不单是该国的国内问题,更关乎全球海洋环境与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给当下的全球环境治理提出了一个需要加紧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课题。将核污水排放入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上的多项义务和一般法律原则,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和跨境海洋环境侵权责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任何国家在将核污水排放入海之前,都应该处理好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声音,跟利益攸关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进行充分的通报、协商和合作,检视其决定是否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目的相悖。

内地与香港地区跨境破产合作机制前瞻

为了顺应内地与香港地区商事主体在破产领域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于2021年5月14日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并就两地跨境破产合作事宜分别发布了指导意见和实用指南。这些举措对构建两地跨境破产合作机制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上述文件由于在司法实践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尚存有一些问题,仅是解决两地跨境破产合作机制的权宜之计。从长远看,两地应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借鉴《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共同签署跨境破产合作的司法协助安排,以便平等保护两地债权人,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

从回应型到预防型的公共卫生立法

公共卫生立法是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保障。随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的升级,回应型立法的"后果控制"特征与公共卫生风险防范的前瞻性要求不相适应;风险社会的公共卫生立法应当及时跟进新的疫情防控要求,对立法模式进行系统重塑和更新调整,实现从回应型到预防型立法的进阶。在法律理论方面,这一进阶以危险防卫理论到风险控制理论的转变为基础;在法律原则方面,需要确立新发传染病防治"存疑从有"原则;在实体法规定方面.

网络自卫权行使的理论依据与建构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正常国际秩序的维护。网络风险的预防及网络自卫权的行使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通过"密集式"立法、"先发制人"的预防战略和"集体性自卫"的国际合作方式在全球网络空间博弈中先行一步。为构筑网络安全防线,合理行使网络自卫权,中国可借鉴美国实施网络自卫权的实践经验,基于实情完善网络安全立法:将重点放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与转变现行单纯的防守型自卫战略上;将网络空间细分为"领网""专属网"和"公网"三种,分门别类进行针对性管治,严格遵守自卫权的行使条件;推动国际反恐条约的缔结和国际反恐联盟的建立,以保护国内外的网络安全。

我国颁布首部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基本卫生法》)。自2017年12月以来,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三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基本医疗卫生法”终于尘埃落定。该法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它结束了“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法可依的局面,使得我国卫生领域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