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基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办学实践的考察

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已成为国家治理法治化的一项内在需求。涉外法治人才是一种国际化精英型人才,这一定位符合我国法律人才培养分层化的发展趋势。实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要在培养目标与法学教育现状之间建立可行性的实施机制。在考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办学实践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层面探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施机制,认为这一机制应包括目标体系、课程体系、组织体系和质量评估体系。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例

在新媒体背景下,网络思政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高校逐渐加强了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但面对新媒体视域下信息环境高开放性、学生关注点分散、信息传播迅速等现实,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教育内容及教师的主体地位和权威性都受到了挑战。为了有效应对挑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依托"易班"平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应新时代工作要求,结合学校学生特点,对指导理念、教育环境及教育内容等三方面进行优化,以促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发展。

外语院校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问题探析——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例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通晓外语和法律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外语院校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性路径选择。将国内外法律制度、外国语言文化和国际交往规则有机结合,实现法律和外语的深度融合是外语类院校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应有之义。外语类院校的法律人才培养应利用其外语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优势,错位竞争、特色发展,在专业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等方面突出国际化特色。

对高校发展型学生资助的三重考量——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业型勤工助学中心为例

高校学生资助形式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实施发展型学生资助必须注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通过调查分析的方法,考量成本支出与质量效益、学生核心职业能力的提升水平、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效果,从而立足于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将发展型资助落到实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律硕士特色教育优势与发展探析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别于学术型法学硕士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律硕士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章从该校法律硕士办学优势入手进行分析，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几条合理的建议。

探索培养路径 强化培养体系 凸显培养特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完善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设置。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

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省经济增长关系解析

由于我国广东的市场化程度、经济实力、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可能使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作用更大。因此通过比较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表明:广东的经济增长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系数远远大于其与对外贸易指标的相关系数,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也远远大于对外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广东经济增长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但GDP与国内贸易的误差修正机制更为显著。

广东省法学会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研讨会综述

2003年12月12日，广东省法学会主办的“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研讨会”在广州市举行。到会有法学界、法律界、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企业界的专家学者八十多人，收到论文55篇。到会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从法律上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进行了热烈讨论，内容涉及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诸多方面。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法学专业的就业现状与对策探微——以广东某知名高校2012届法学毕业生为例

国家与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具体到法学专业，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这与招生计划、培养目标、就业观念等错位直接关联。只有通过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形成合力，同时调整法学毕业生就业、择业观念．增强综合竞争力，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运用教育戏剧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析——以GW大学F学院红色经典晚会为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中华民族对于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指导性和抽象性。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基本矛盾改变的新时期,虽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路径逐渐丰富,但仍存在教育主体错位、教育路径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欠缺等问题。文章通过梳理教育戏剧的研究进展,以教育戏剧为载体,探索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途径。

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与法治高度关联,二者在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表征为人民对美好生活权的需求及其对该权利的保障,丰富了新时代人权的法理内涵,推动着良法善治的法治实践。法治为共同富裕提供方向指引、夯实制度根基、创造良好环境。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完善共同富裕的法律规范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公正司法、依法促进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法治固共同富裕之根本、稳共同富裕之预期、利共同富裕之长远的的保障作用,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

数据保护的类商业秘密路径建构

在我国尚未为数据赋权的当下,为增强数据保护的可预见性,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设立商业数据专条成为数据保护的可循路径。基于数字时代商业数据与商业秘密的内在共通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建构可采用类商业秘密保护路径,但应区分商业数据和商业秘密,并通过例外规则平衡数据保护与分享。在商业数据专条的设计中,数据客体界定规则是基础,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规则是核心,数据不正当竞争限制例外规则是保障。数据不正当竞争类型包括不正当获取型、违反信义型、“非一手”转得型、帮助侵害型。数据垄断与实质改进等例外情形是数据合法使用的抗辩事由。

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先后确立了区域协同立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未对区域协同立法权限问题进行直接调整。从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地方立法新样态出发,其立法权限不明既不利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的规范化行使,也会引起其外部其他地方立法样态运行的混乱。有必要基于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界定,对它与区域统一立法、各地单独立法的关系予以检视。以此为逻辑起点,引入空间正义理论、外部性理论、辅助性原则,从正当性、必要性、科学性三个面向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基础。相应地,以“不抵触原则”与“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原则”的双重适用展开正当性检验,以调整事项影响范围的判定进行必要性考量,并以调整事项或其方法共识度的区分进行科学性评估,渐次推进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制度分析,从而立足理论和制度的内在统一,准确、系统地厘定区域协同立法权限。

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层逻辑与统合方式

数字立法是新兴领域立法的重要方面,基本范畴是数字立法的逻辑起点。数字立法基本范畴从目的论、对象论、方法论三个方面,为数字立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在目的范畴方面,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逻辑同构以“人本回归”为核心,以数字身份、数字契约、数字人格三元结构为基础,从不同单行立法之间的逻辑关联出发,为数据风险、信息风险、算法风险治理制度的衔接奠定理论基础。在对象范畴方面,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层逻辑,以数据、信息、算法三重社会关系调整为核心,形成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异结构。这一分异结构反映不同立法范畴之间的逻辑差异,奠定数据、信息、算法区分立法的理论基础。数字立法方法范畴的逻辑发展,从立法体系与范畴体系的内在对应关系出发,形成数字时代的赋能授权、私权规制、权利构造逻辑,推进数字公权力、平台私权力、社会私权利配置的结构性平衡。数字立法的健全和完善,以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异结构与逻辑同构为脉络,以数字单行法向数字基本法的进阶为支撑,分阶段、分步骤推动数字法律制度的多层次协调,形成数字行为法、责任法、程序法的协调发展格局,推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算法安全评估程序等规范的衔接,促进数字私益、数字公益、数字众益等价值衡量机制建设,实现数据安全审查、信息合规审计、算法合规审查等法律制度协同。

论健康法

“卫生法”作为目前概括健康领域法律规范的法律概念,难以承载健康法律规范的全部价值,且与健康权研究存在偏差。“健康法”的提出是对“卫生法”的纠偏与合理取代,也是健康价值在法律概念中的凝聚。健康法在规范意义上的证立取决于其规范内核:在规范意涵上体现健康共识,在价值追求上实现健康正义,在基本范畴上以健康权为支撑,在规范体系上形成公共卫生法、医疗法、医疗保障法和健康产品法四个二级法律部门。

平台争议解决的缺陷及庭外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性回应

平台行使私权力作出“警察性”与“法院性”决定并由此对用户采取相应限制性措施而引发的争议,多由其内部投诉系统完成,但“自查自审”存在中立性不足、专业性欠缺、过程不透明、“治标不治本”、公信力较低等弊病,若以司法诉讼机制补缺则又会导致资源错配。衔接于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外部司法诉讼机制之间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创新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基于平台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元宇宙公司从企业自治层面通过签订服务、信托协议的方式创设元审查委员会,欧盟则在政府主导下认证并动态监督庭外争议解决机构。两者都有效回应了平台内部投诉系统的诸多缺陷以及司法诉讼系统的资源错配等问题,但各有侧重。除却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传统司法系统,我国现行平台争议解决机制还包括众包式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与互联网法院,但两者依旧无法全面回应平台争议解决机制的既有问题。我国可考虑借鉴欧盟的创新路径,同时吸收美国元审查委员会的有益规则,在政府主导下创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新机制。

限制肯定说背景下不作为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

不作为共同正犯具有正犯和共犯的二重性,其正犯性只能从不作为理论中获得,其共犯性也只能从共同犯罪理论中获得。在限制肯定说框架下,不作为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互相协力加功的不作为共同实行事实为客观要件。在进行客观归责判断时,通常以假定的因果流程来认定具体案件的结果归责,并且进行违法关联性的审查。二是以具有双重性的共同实行故意为主观要件。在进行主观归责判断时,应以道义责任为根据,以规范责任论为框架来探讨责任要素及其结构。三是以作为义务之间具备等同性和相互性特征,以及各不作为实行行为直接地、共同地引起法益侵害的因果关系为限制条件。

数据产权分置的权利解释与法律表达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数据产权分置方案为数据的流通与利用提供了新思路。不过,数据产权分置作为数据权利分配的探索性方案,内容尚显宽泛,需要新的解释路径以实现从政策到法律的转化和法律规范表达。基于权能分离理论的权能组合理论,可以对数据产权分置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从而明确数据产权的权能内容。基于数据产权的权能内容,数据产权分置的法律表达可以从价值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数据产权分置的法律表达,在价值层面上,应坚持利益平衡理念,以数据安全为前提,以产业效率为导向,在制度层面上,以现有规范为映射,针对数据产权占有权能以合同路径加以规范,针对许可权能和收益权能参照知识产权法加以规范,针对排他权能和处分权能以反垄断法予以实现,同时注重运用技术手段加以辅助。

新时代耕地保护的法治化进路——以《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为分析对象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统筹集成和衔接转化以往耕地保护立法、政策,是耕地保护法治化的最新成果,但存在立法概念精确化不足、立法目标贯彻不彻底、法律体系协调性不够等问题,以其制度完善为路径提升耕地保护法治化水平具有必要性。以往政策主导的耕地保护实践和新时代现代化实践的新要求型塑了耕地保护法治化的现实逻辑,因此耕地保护法治化应注重贯彻新的实践要求,以耕地保护政策的立法转化为核心,兼顾法律内外体系的协调性和科学性。在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人民至上理念的指导下,耕地保护法治化应以夯实耕地保护制度根基、提升耕地保护制度实效、共享耕地保护多元价值为路向,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来转变耕地保护立法理念,通过基础概念精准化和制度规范协调化来增强耕地保护立法科学性,通过健全耕地跨区域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和耕地生态保护之轮作休耕等制度来明确耕地保护立法重点。在法治化水平提升过程中不断增强耕地保护制度体系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助益新时代耕地保护。

多元融合: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应然之路

目前大学生的诚信现状不如人意,诚信教育乏力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采取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相融合,诚信教育和诚信实践相融合,隐性教育和显性评价相融合,自我、家庭、社会和高校相结合等多元融合路径能有效地提高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