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程度的度量——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研究

以虚拟经济指数与实体经济指数的背离程度考察日本经济,股价指数年增长率与企业投资年增长率的背离程度超过3.93%时,地价指数年增长率与企业投资指数年增长率的偏离幅度超过-0.46%时,可视为严重经济泡沫。经计算,1986年-1989年日本经济的平均泡沫程度为18.56%,1986年-1990年日本经济的平均泡沫程度为12.04%。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泡沫程度或是否发生了经济泡沫,都应以该国宏观经济运行正常时段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作为参照。同时,经济泡沫的程度应该是一个时段的平均值。

经济运行史的解释与经济学理论的检验--1996年以来中国近代计量经济史研究评述

中国近代计量经济史文献始见于1996年,16年来,研究多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如宏观经济运行、国际贸易、货币经济、投资、财政税收等方面。研究成果既涉及了经济史学界多年研究的领域,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总体来说,中国近代计量经济史研究文献在解释经济运行逻辑方面所做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文献除了对某些具体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做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之外,更为可贵的是,能够对某些理论做出验证、补充和修正,这是计量经济史文献具有较高质量的重要体现。本文在点评文献优长之处的同时,也对其薄弱环节发表了不成熟的看法。

国家级新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

国家级新区是在新发展背景下为提高经济发展效益而实施的国家战略,为考察建设国家级新区的经济效益,利用2002—201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国家级新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实验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带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初始制度环境相对较差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更强。但是,该作用具有区域差异与布局规划差异:国家级新区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东部地区,有助于协调区域经济平衡;“一区双市”布局具有更强的经济辐射作用,更能推动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国家级新区建设面积控制在1000~2000 km2,更能发挥规模优势。为激发国家级新区经济作用的潜力,最后从选择区位优势城市、明确新区战略定位、构建改革发展质量战略以及促进城市间协同合作方面提出了建议。

政府补贴、企业创新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2~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依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程序,运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从总效应来看,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但是政府补贴也通过激励企业创新进而对企业发展质量产生了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发挥的正向间接效应弱化了政府补贴直接效应的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企业生命周期的分样本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效果以及对企业创新的遮掩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因此政府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并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

改革迸活力：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相对贫困,在东部地区率先开展的扶贫改革创新举措。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将为扶贫改革试验区创新扶贫形式的推广提供证据支撑与经验借鉴。本文以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6年东部八省共144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县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逐年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多期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促进当地发展的作用,然后采用三重差分法验证地区异质性所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最后利用中介效应分析讨论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推动当地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并形成持续作用的"良性循环";并且,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上,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应不存在省份差异,但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上存在省份差异;进一步发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提升城镇人口数量与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并通过提升农业机械总动力来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基于所得结论,本文提出应积极推广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实施经验,各地区需因地制宜地借鉴学习,坚持改革为本建设幸福乡村。

资本品短缺、货币紧缩与中国总产出下降(1914—1918)——基于“供给约束型经济”前提的研究

本文在"供给约束型经济"前提下建立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函数,实证结果表明,进口和货币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战期间中国资本品进口严重受阻,近代工业实际到位的投资呈下降趋势,造成总供给曲线无法右移,总供给的瓶颈效应愈发严重,经济负增长不可避免。同时,由于国际银价上涨导致的白银外流,造成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函数的另一个正相关解释变量——货币供给——发生了萎缩,进一步打击了中国经济。一战时期是中国经济的衰退期,且衰退程度较深,从长期来看,是近代中国50年期间表现最差的一个短周期。

中国狭义货币流通速度预测初探——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货币变量不仅仅是货币存量,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的应该是货币流量。因此,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只关注货币供应量而忽视流通速度的思路是不妥的。本文所做的预测模型结论表明,利用先期的CPI、厂商收益率、名义利率和股票指数变动的季度数据,可在较小的偏差内估算出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央行可以在估算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同时,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预期与外汇干预的互动关系——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2015年“811汇改”之后以及扩大金融双向开放的推进,汇率预期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厘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预期、外汇干预的联动关系,然后运用SV-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2006年10月至2019年9月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预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外汇干预的时变影响系数为正,且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外汇干预的时变影响系数较大,汇率预期与外汇干预两者间关系的时变特征随着经济背景的不同而不一样,影响系数时正时负。外汇干预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会对汇率预期产生影响,但汇率预期的形成更多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情况。

族群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基于基因和姓氏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省际经济数据,考察了省际族群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如投资率、人力资本等)后,以DNA和姓氏基因距离度量的族群文化差异对当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即两省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异越大,人均GDP的差异也将随之增大。以明代姓氏基因距离作为当前文化差异的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肯定了文化差异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因果作用。最后,机制分析表明:族群文化差异对以市场化指数衡量的制度差异有显著影响,并且对省际贸易有着阻碍作用;制度和贸易途径被证明是族群文化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广州外贸与外资利用研究

1978~2017年广州宏观经济态势经历了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实证分析发现,转变的时点约在1996年左右。1978~1996年总供给能力受制于资本存量的匮乏而难以满足潜在的总需求,外资和外贸共同促进了该阶段广州的资本形成,最终于1997年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1997年至2017年广州的总供给能力不仅可以覆盖总需求,并且在覆盖完以后还有剩余,有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此间,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共同决定了消费品企业的投资需求,进而决定了资本品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出口、FDI和合作经营利用外资在利用外资总额中的占比成为了此阶段广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明清钱粮考成定额化制度的形成与嬗变

随着万历"一条鞭法"的实施,考核官员品行和钱粮征收能力的考成制度逐渐形成。根据现存稀见算术书、吏员手册,可以复原钱粮考成核算的一般方法。利用当时的题本奏折则可验算这一程序,并能够证明定额化地丁税征收与官员绩效考核挂钩的制度的确得到了实行。从现存有关考成的奏折的落款人衔职特征,可以分析出具体参与考成的人员、机构以及具体流程。

日本“经济泡沫”成因的逻辑判断与统计分析(1985～1991)

统计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且有效的投资增长主要取决于出口。在"广场协议"后的外需受阻背景下,日本政府实施了凯恩斯主义的拉动内需政策,希望通过拉升内需以替代衰退的外需,这无疑是错开了药方。以乘数原理为例,其重要前提是经济中以投资需求为主的内需不足,且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金融变量———货币量或利率,这与日本的投资函数严重不符,结果较前大增的货币量必另寻出路。同时,日本此时实行的"利率市场化"促使金融机构将大量的货币引向了股市和楼市,最终造成了有经济增长华丽外表的泡沫。

新供给约束型经济:日本经济低迷的逻辑与前景分析

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绝大部分产能对内需增长而言成了"无效供给",经济增长由外需拉动经济进入了"新供给约束型经济"。基本特征是:第一,经济总量和人均量都位居世界前茅,且收入分配没有太大问题,消费基本稳定;第二,经济高涨主要依赖出口,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出口;第三,经济低迷主要是出口受阻造成的,且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诱发经济泡沫或基本无效。由于日本不可能以新科技革命发动"有效供给"以引领内需,外需又受到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制约,因此,日本近期的经济前景仍将持续低迷。

智慧元素的力量:碘缺乏病防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碘缺乏病曾是广泛威胁我国民众健康,并对婴幼儿智力发育有着严重阻碍的疾病。我国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展的大规模补碘运动显著地改善了民众的碘营养状况,因而很可能通过提升个体智力水平而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对碘缺乏病防治的长期影响进行考察。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显示,尽管婴幼儿时期补碘对身高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却能够显著地提高个体受教育年限和年收入水平;并且补碘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产生于初中阶段,对小学阶段和高中阶段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胎儿期是补碘的关键时期,出生后补碘对个体的影响较小。因此,加强对盐业市场的监管,增强民众的补碘意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脱贫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清代钱粮奏报体例源流初探——以《赋役全书》、地方志、奏销册、征信册文本为中心

清代地方钱粮奏报体例格式在明代钱粮征收册籍基础上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规范的式样,而目前研究仍较少涉及钱粮数据对应其他原始史料的文本传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奏销册、《赋役全书》、地方志、钱粮册与征信册等文本的标准化体例格式异同,梳理出奏报体例在明清时代起源、嬗变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各种文本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钱粮已未完考成分数的出现与考成制的结合是清代钱粮奏报的重要特点。各类钱粮记录文本不仅只存在单向的传抄关系,也存在着双向传抄的可能,体现了地方上在撰写钱粮奏报时不仅可能参考《赋役全书》中已有的款项信息,同时在原有《赋役全书》文本遭到破坏、重新修订时,亦可能参考现存奏销册数据。

明清以来赋税史料中“算位”问题研究

明清以来,伴随赋役制度改革,各类经济数据的记录格式呈现常态化和规范化。然而以往学者对此问题讨论不多,且易忽略记录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如数位与算位的关系、算位可能以零占位等。另外,各地的算位也有差异,不同地区的同一数据在传抄过程中也会面临算位转换等问题。本文利用古算书、《赋役全书》、地方志以及算手记录等材料,例举学者在利用这些数据时的常见问题,系统梳理算位在产生、功能、地方差异性等方面的特点,整理出各省算位表,并指出了算位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中的意义。

“瘴气”的退却:我国疟疾防治对母婴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开展的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微观数据,首次系统估计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疟疾防治对我国广东省孕妇和婴儿健康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相比疟疾低流行地区,疟疾防治使得高流行地区妇女妊娠失败概率和婴儿死亡率出现了更显著下降;并且疟疾防治也更显著地降低了疟疾高流行季节发生妊娠失败的概率。稳健性检验排除了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对估计的可能干扰。因此,疟疾防治通过改善母婴健康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返贫现象的内在逻辑：脆弱性脱贫理论及验证

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防止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发生,巩固已有脱贫成果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必要举措。为此,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了脆弱性脱贫理论,以期能解释出现返贫现象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论证了如何降低和防止脱贫又返贫。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4年三轮微观调查数据,文章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了家庭资产禀赋能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随后构建"条件Markov模型"探究一般情景和风险冲击情景下,不同资产禀赋水平对"脱贫—返贫"状态转移的影响,最后讨论了脱贫未返贫路径机制。研究发现:资产禀赋能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具体地,生产资产禀赋最明显;资产禀赋防止家庭从轻度脱贫返回为浅度贫困的作用最明显;当存在风险冲击时,资产禀赋的作用将增强;而当地区存在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或高福利水平以及个体存在借款行为时,资产禀赋的作用将减弱。因此,文章认为将资产指标纳入贫困动态调整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福利体系,从根本上鼓励贫困家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实施教育技能培训,将有助于巩固已有的脱贫成果。

美国大萧条的逻辑起点：收入分配不公（1919～1929）

在一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大繁荣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程度日趋严重。收入占比较小的大多数美国家庭收入达不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水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只发生在收入占比很大的少数富人阶层。但是,大萧条前10年美国非但没有发生有效需求不足,而且消费占GDP的比例增长趋势非常显著。统计分析发现,是消费信贷缓解了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压力。1929年股市崩盘,美国金融体系垮塌,致使消费信贷规模锐减,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严重局面显现,大萧条不可避免。

物价波动影响因素敏感性比较: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量——基于1979-2008年中国物价波动的历史

文章考察了1979-2008年中国物价波动的历史,以交易方程式为逻辑基础,放松了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设,以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量、GDP环比指数为依据,运用统计描述和数量方法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是,在这30年里,就货币流量对中国物价的影响而言,无论是敏感性还是重要性,货币流通速度都大于货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