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动能转换下产业政策动态演进研究——基于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例的机理解析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也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引擎”。本文以政府“超前引领”理论为出发点,梳理、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研究发现,广东省产业政策体现制度超前引领、组织超前引领、技术超前引领及理念超前引领的机理特点,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本文研究对各地结合自身要素禀赋制定产业政策,推动重点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澳门地区经济韧性演化、空间溢出与影响因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网络视角的研究

经济韧性是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澳门地区回归祖国25年来,多次顶住外部超预期冲击,社会和经济发展初显韧性,但仍受单一产业结构转型压力的掣肘。运用指标建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对澳门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经济韧性互动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作为微型开放经济体,澳门地区受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影响显著,其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发展态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经济韧性溢出作用下,澳门地区的韧性网络中心地位有所提升但低于大湾区其他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产品贸易、人口流动会对澳门地区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资金流对提升澳门地区经济韧性无显著作用。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网络视角,澳门地区亟须积极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把握以合作创新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主动权,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增长中化解和防范外部风险,复苏、巩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高质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澳门地区力量。

从敌人到战略伙伴:越美关系发展的原因与限度

2023年9月,越南与美国领导人在河内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美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为何越南与美国能从曾经的生死敌手演变为如今的战略伙伴?在越美关系的演变历程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越美两国对解决越战遗留问题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消解双方对彼此负面的历史记忆,为两国关系改善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大国关系变化也催化了越美关系发展。冷战后期越南跟随苏联主动改善与美国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开展初步合作。自2009年起,随着美国发起对华竞争并拉拢越南,越美关系进入战略合作阶段。最后,越南对美国的发展需求、安全需求与美国对越南的经济战略需求和安全战略需求相交织,共同推动了越美合作水平的不断提升。然而,越美战略合作进一步发展仍存在制约因素,包括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美国可靠性不足及越南避免“选边站队”的政策倾向。对此,中国在大国竞争的变局下应未雨绸缪,通过理性审慎的对越政策,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妥善处理好中越关系。

中国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和诱发效应研究--来自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证据

金融保险业是连接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纽带。本文以2018年和2020年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辨析中国产业类型、测度角色地位和分析产业价值,着重研究中国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和诱发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金融保险业是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具备需求拉动力小、供给推动力大,即弱辐射性、强制约性的特征;(2)中国金融保险业与房地产、商务服务和交通运输服务等第三产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较为明显,对金融保险业自身、商务服务和房地产影响力度较强,同时容易受到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影响;(3)消费、投资、出口最终需求对金融保险业的生产诱发效应依次减弱,消费对其生产诱发依存度逐年上升,投资则逐年下降;(4)在构建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过程中,金融保险业暂未发挥核心支柱作用。本文提出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亟需完善现代化金融体系,发挥其经济“减震器”以及社会“稳定器”功能。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战略省思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趋势,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在教学理念与方式上严重滞后,研究生普遍缺乏创造性思维能力,国际化交流不足、参与性研究不多、国际化特色不强。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之路,在战略构想、理论研究、人才引进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完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机制,对推动我国在未来跻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之林具有战略价值。

广东发展科技服务业政策研究——基于产业升级的视角

利用科技服务业促进产业升级,是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本文基于广东的科技服务业发展与产业升级现状,从多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政策支撑。

广东经济学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笔谈(三)

为进一步推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南方经济》编辑部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围绕“二十大”报告中涉及经济建设的重要部署,以系列笔谈形式,开展研究阐释。本期为系列笔谈的第三期,邀请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传添、韩永辉、陈伟光,广东财经大学黄晓凤、黄瑜,广东金融学院李文秀、张呈磊、项后军共八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新发展格局、新安全格局等主题,畅谈各自的观点与体会。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产业政策动态变迁与农业结构升级——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变量,政府产业政策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现代化的关键。本文对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产业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动态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示范县和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广州市从化区,是如何以荔枝产业为着力点,通过“选择性——混合性——功能性”的动态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攀升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研究表明,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产业政策的类型和作用也有所差异。粗放生产期,禀赋结构以劳动密集为主。转型发展和加速升级期,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自上而下选择产业并定向提供财政资金,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为补充的产业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度有所增加,经济基础现代化初步实现。稳定成熟期,政府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减弱行政管理,强化市场主导力量,而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攀升,也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上层建筑现代化。本研究将产业政策变迁、农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从静态讨论扩展为多阶段动态分析,并为构建具有自生能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升农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全面提升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是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跨境电商产业政策是影响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因素。该研究以中国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为研究视角,利用CEPII-BACI数据库中2001—2020年间HS6分位层面的中国进口产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在进口来源地发展水平、进口来源地收入水平、进口产品质量水平、进口产品要素密集度等不同的情况下所得结论也呈现出显著异质性;(3)机制检验结论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主要通过促进进口学习效应和进口竞争效应来推进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实证结果为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视角下促进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随着世界各经济体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网络,贸易将生产与消费相联结,各经济体能够利用其结构性影响力优势,灵活调节其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从而实现碳排放缩减效应。基于1990—2015年的Eora投入产出数据库,利用EE-MRIO碳排放核算框架,证明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优势能显著促进碳减排。从异质性角度来看,传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样本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与碳排放的关系最大,这初步印证了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对碳减排的推动作用具有非均衡性。从机制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体技术进步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体技术进步越快,会强化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对碳减排的作用。因此,应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以实现良好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实现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踏上新征程,并朝着高质量发展典范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本文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衔接、协同创新效能和人才医疗服务合作三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典型特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剖析,并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机制对接、坚持创新引领、强化产业支撑、畅顺交通联络、激发市场活力、深化合作交流和完善安全保障七方面政策建议,以期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走深走实。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现实约束和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产业政策,以推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位势攀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过程中,虽有大国赶超的历史经验,但全球化纵深发展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现实约束,亟待思考破局之道。基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析当前治理环境的约束特征并提出战略选择。研究发现,直接参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专攻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和对标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助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全球价值链科技藩篱高筑、纵向分工萎缩而横向竞争加剧、协调机制失衡和缺乏治理共识等现实约束阻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进程。研究表明,中国亟待加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聚焦价值链重点产业治理、统筹国内外平衡治理和深化区域合作协同治理。

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及激励机制

我国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平台支撑体系建设亟待完善,因此需深入研究适用于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以及政府补贴机制。其中,公平的利益分配和合理化的激励机制是促使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因此,针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利益分配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等问题,采取合作-非合作博弈分析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的各个参与主体行为,引入风险因子探讨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情况,并进一步研究政府补贴对各主体投入积极性的影响,进而以明晰多元化投入的激励机制方案选择。研究发现:在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的过程中会存在创新投入积极性不足的情况,这是由于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由政府牵头时,整个颠覆性技术投入合作较由其他主体主导下的合作收益高;在政府主导下采取政府补贴形式,可以有效激励其他各个颠覆性创新投入主体的积极性。为此,促进颠覆性创新的投入多元化,政府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在参与合作时设定恰当的成本补贴额度。

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研究——基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视角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汇合点,在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衔接国际规则和机制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制定协同发展规则、衔接供应链管理机制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为了更好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基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理论,从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协同、现代化水平提升3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现状以及具体问题。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链合作顶层设计、供应链协同规则、创新要素流通规则方面已有明显进展,但是存在产业发展同质、通关便利程度不足、现代化标准对接暂遇瓶颈等问题。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要加速对接产业链升级规则,实现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持续畅通供应管理规则,建成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促进产业现代化发展规则衔接,共同提升三地科研实力,带动各类要素畅通流动,力促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建设取得新的突破,构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女性企业主对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考察家族企业女性企业主对企业OFDI战略的影响,提出女性企业主在OFDI中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其对家族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充分运用。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为女性时,企业OFDI水平更高;家族财务资源、企业董事会海外背景与董事会女性占比,均正向调节女性家族企业主与企业OFDI之间的正向关系。

普惠金融助力广东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可行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广东省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存在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大、金融资源配置悬殊的严峻挑战。普惠金融具有减贫效应,能缩小广东发展差距。广东金融业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依托港澳金融中心和大湾区建设,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这将有效提升金融效率,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助力实现广东共同富裕。

守正创新:习近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引下,新中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一是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战略思维,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二是坚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理念和倡议;三是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的理论和外交实践;四是弘扬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独立自主精神,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多边主义等新的举措和方案。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我国外交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参考与启示。

高水平开放的时代使命和世界意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良性互动视角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新时代新征程,扩大高水平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携手共进的桥梁和纽带。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现实逻辑、理论框架与实践进路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思潮再度涌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更为突出。为发挥多边力量、应对外部风险,本文首先厘清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间的内涵联系,进而分析二者间存在的互促发展机制、构筑二者间双向赋能的理论框架,并基于此探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