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基于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视角

从海洋产业发展基础、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和海洋产业科技实力三个方面构建广东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一是海洋产业发展规模、海洋科技人才实力是影响海洋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二是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是推进广东省海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三是海洋产业竞争力综合排名中,广东、山东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构成第一集团;四是海洋产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基于此,进一步为广东省海洋产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研究

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是在新一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实现传统粗放型海洋产业集群以及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海洋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根本路径。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生命周期框架,指出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需经历启动期、沉淀期、爆发期、成熟期和瓶颈期5个阶段。通过对各阶段特征进行分析,指出政府作为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的政策供给主体,应熟悉海洋产业集群以及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生命周期规律,在不同发展阶段,精准施策,定向调控,提升政策供给效率与效益,促进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

基于欧盟经验的中国—东盟旅游一体化建设研究

欧盟旅游一体化的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合作平台和机制建设、统一旅游行业标准和产业政策、保障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资金投入、打造高度便利化旅游通道、建立一体化的旅游推广与营销机制等方面,基于这些经验,可以从构建多层次旅游产业合作平台、提升旅游通道便利化水平、建立统一开放的旅游投资市场、筹备设立区域旅游合作开发专项基金、建立一体化的旅游产品开发与推介机制、培养旅游合作专门人才、设立中国—东盟旅游一体化试验区等方面推进中国—东盟旅游一体化建设。

沿海省份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分析方法中的C2R模型对我国沿海11个省份2009--2014年的海洋科技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可能影响沿海省份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海洋科研机构规模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对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而政府支持力度、海洋科技人员结构这两个因素对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了提高沿海省份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引擎,海洋科技创新对推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选取1996—2014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增长的数据,利用VAR模型对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整体来说,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然而海洋经济增长并非是海洋科技创新的格兰杰原因;从具体来讲,海洋科技成果应用不是海洋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当前需要加大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理——来自水产品贸易的经验证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港口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运输通道、国际物流链上的关键节点、全球运输网络体系的重要枢纽,在国际贸易物流和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为更好地为中国与东盟港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可基于东盟主要国家2007—2014年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引力模型的贸易效应测度和分解两步法,分别从水产品总体和分类产品两个维度测算港口基础设施贸易效应,进而分析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对双边水产品总体贸易的促进作用显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有必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影响的路径来自于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贸易创造的产品结构特性显著,双边水产品贸易应以互补性为主。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中国与东盟贸易畅通——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考察

以东盟为重点的南海—太平洋通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海运通道及战略合作带,东盟国家多数是中国的海上近邻,中国—东盟贸易畅通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举足轻重。中国与东盟是相互依存度高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互补优势显著。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人口总量、优惠贸易安排、以及国家沿海特征等是促进双方贸易畅通的因素,运输距离是阻碍贸易流通的核心变量,人民币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边贸易发展。因此,中国—东盟应推进海上道路联通,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沟通,并与货币流通结合起来促进贸易畅通。

“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内容、途径及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中国―东盟旅游合作领域偏窄、深度不够和方式相对单一等问题,提出中国与东盟之间未来应在旅游通道便利化、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市场规范管理和市场开放等7个方面加强合作,并分别从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了可采用的旅游合作方式。最后,就当前的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实际需要,提出构建多层次旅游合作平台、实施大型旅游企业走出去战略、开发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产品、共建旅游合作试验区、设立旅游合作开发基金等政策建议。

广东参与海上丝路建设方略

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促进广东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促进广东跨越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广东应从制度供给层面推进相关立法进程、完善总体规划、建立合作机制,从经济发展层面制定具体的项目投资目录、创新经济合作形式,从文化建设层面打造高端人才智库、发展丝路文化产业、加强人文交流合作。

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路径及展望

东盟经济一体化已经宣布正式建成,正在成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梳理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背景及其发展路径发现,要建设高水平的经济共同体,东盟仍然需要在五个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实现"东盟方式"的与时俱进;持续提升东盟各国的凝聚力,着力培育东盟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不断改善区内经济均衡态势;协调经济一体化利益分配以协调RECP与TPP之间的张力。

外贸结构、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通过提升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WTO-OECD于2013年推出的Ti 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及构成来源,并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是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附加值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

全国高校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DEA-Malmquist指数分析

高校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主力军,探讨高校科研生产效率,并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合理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根据我国30个省份高校2009—2013年科技统计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以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为指标对全国30个省份高校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部分省、市高校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使用效率不足和受限于经济原因导致投入不足。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从改善高校的科研管理制度、扩大高校的科研规模、提升高校的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在新挑战下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东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板块,而新加坡则堪称重中之重,在"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经贸合作符合新时期新常态的背景要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笔者对《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前后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两国经济和双边贸易带来了积极的正面效应。要促进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深化发展,应积极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优化投资环境;深入开展政府间合作;优化贸易出口结构。

南海“军事化”:谎言与真相

基于“大国竞争”和中美战略博弈的需要,近年来,美国以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为由,极力渲染新“中国军事威胁”论,频繁出动先进舰机至南海开展威慑巡航、战备演练、侦察搜集等军事行动,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持续增强;同时鼓动南海争端方增强军力并对抗中国,煽动英法日澳等盟国出动舰艇至南海联合示强,企图组建“反华国际联盟”。但事实却是,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唯恐南海不乱,千方百计挑动是非,兴风作浪,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中国一直致力于南海形势的稳定,并与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大局。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外部失衡:附加值贸易关系网络的视角

本文以WTO-OECD新发布的Ti VA统计数据为基础,从附加值贸易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外贸失衡关系,并引入社会网络方法,构建了制造业出口、服务业出口和金融中介进口相对比较优势,考察了中国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与外部失衡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附加值贸易余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相对比较优势,双边附加值贸易余额与制造业相对出口比较优势、服务业相对出口比较优势显著正相关,与金融中介相对进口比较优势明显负相关。为了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中国不仅需要持续的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并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